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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的这段时间里，张海诺每周去两次兰茨贝格，探望“尊敬的元首”和自己的挚友埃德文。
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但作为监狱，这里的生活已经算是相当惬意了:每天清晨６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面包或稀饭。８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２０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汉斯.洛梅斯特”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
上午１０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
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１５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４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
４时４５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汉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６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１０时熄灯。
有鉴于希特勒在这所监狱里衣食住行无忧，张海诺每次去看他都会带上一些报刊书籍，有的是他点名要的，例如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着的《瓦格纳传》、斯文.赫丁的《回忆录》、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还有慕尼黑较为有名的讽刺周刊《愚蠢》，另外一些则是张海诺自己挑选的，包括德译本的《海权论》——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就是因为这本书而迷恋上巨舰大炮主义的。
历史上的希特勒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张海诺不得而知，但他在海军战略方面的思想却可以从一些历史事件中看出一二——俾斯麦、提尔皮茨、H39以及疯狂到完全脱离现实的H44，这些无不是巨舰大炮主义的化身。张海诺从来没有指望过一本《海权论》就能让德国海军在小胡子心目中的地位超过陆军和空军。以德国有限的资源来讲，如果将过多的财力物力用来建设海军，陆空军实力必然受到影响，而一旦德国在开战之初就在英法甚至是波兰人那里碰得头破血流，德国海军再强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建立党卫队和情报部门的问题上，张海诺利用这段时间搜集了一些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皇家近卫军的资料，希特勒显然对建立一支皇家卫队式的警卫部队很感兴趣。只是他此时还远没有料到，党卫队最终会取代冲锋队成为国社党的第一武装，而武装党卫队则会成为国防军之外另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对于这一切，张海诺绝口不谈，只是在和埃德文交流的时候，他才会将自己对历史上党卫队的发展历程以建议的方式提出——埃德文对此并不盲从，而是在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才逐一接受。
就在1月间，国际上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苏联之父、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逝世，当张海诺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希特勒时，他欣喜若狂，“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每次探视过希特勒之后，张海诺照例会去探望一下被关押在同一监狱里的其他人——几个并无深交的党部办公室人员和冲锋队小头目，一方面显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友谊，更重要的则是遮掩自己与埃德文密谈的真实目的。为了避免引起小胡子的注意，他每次在埃德文那里只呆上十几分钟就走，并且不留任何的纸面文字。
在慕尼黑的这段时间，张海诺还和罗森堡碰了几次面。遵照希特勒从狱中发出的指示，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党的地下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但党内的大多数人却并不支持他，尤其是逃亡到奥地利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罗森堡偷越到奥地利，与之前逃亡过去的那群人磋商，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埃塞等人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
不久之后，经过狱医诊断，希特勒的身体已经康复，精神状况良好，于是巴伐利亚官方宣布公审将于2月底在慕尼黑举行。
随着公审日期的日益临近，希特勒却愈发的精神起来，他不仅摆脱了入狱之初的那种绝望心态，更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并且开始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他甚至想出了一些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
“这一切都不如重整军备来得直接和有效！”
这是张海诺作为后来人对历史的了解，他将这个残酷但很使用的计谋透露给了自己的好友埃德文——最近一段时间，他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倾诉对象和私人秘书，负责记录这位元首脑袋里随时可能蹦出来的新想法。这个时候，张海诺已经开始考虑是否要阻止鲁道夫.赫斯向巴伐利亚当局自首并进入兰茨贝格监狱服刑——依照历史文献的记载，他是在1924年6月的某一天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向政府自首的。在那之后，希特勒口述，赫斯负责记录和整理，就这样在这座监狱简陋的牢房里完成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从那时候开始，赫斯成了希特勒眼中最忠实可靠的心腹，自此平步青云直到成为纳粹党的全国副元首，最终以一出充满争议的、甚至可以说是戏剧性的“独自飞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2月22日，当希特勒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４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以及国社党的未来。
在慕尼黑，张海诺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消息：曾预言啤酒馆暴动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写了一篇占星文章，她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因为是公审，记者和官员早早占据了法庭的前排座位，罗森堡和一些国社党徒也来了，他们坐在法庭靠左的角落里，而张海诺径直走向了右边。在那里，他找到了汉夫施坦格尔——他虽然也在巴伐利亚官方的通缉名单上，却于1月底潜回慕尼黑，并凭借自己深厚的家庭背景成了为数不多能够在巴伐利亚公开露面的“通缉犯”。
“早上好！”张海诺摘下帽子并在汉夫施坦格尔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从希特勒被关进监狱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太太也经常去前去探望，但她今天却没有来，也许是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小儿子。
“早上好！”一身黑色的汉夫施坦格尔礼貌的点点头，他们俩的交情算不上深厚，但至少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相互尊敬并且有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若不是希特勒的关系，他们也许会成为生意上的伙伴——汉夫施坦格尔家族在美国的关系网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渴望攀上的。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今天的审判上——像这样涉及多人的公审往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长达数月的也有。
坐在审判席上的阿道夫.希特勒今天穿着一件干净的旧军服，他在大战中获得的两枚铁十字勋章佩戴在自己的左胸前，他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仿佛一个正准备接受对手挑战的骑士一般。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是鲁登道夫。然而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但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声称自己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这样的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
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可以说，在这第一天的审判里，希特勒成功的左右了法庭的气氛。到了最后，听众们将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这位“讲演者”，这让同为受审者的鲁登道夫脸面无光。退庭之时，法官和检察官们一个个表情复杂，他们似乎已经预料到了第二天的保持会给他们怎么样的评论。
法官宣布退庭之后，支持希特勒的人无不是心情大好，汉夫施坦格尔执意邀请张海诺一同去酒馆喝几杯。在啤酒馆里，两人开怀畅饮，仿佛审判已经结束，而胜利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一样！
因为第二天还要一同前往法庭旁听，张海诺干脆借宿在了汉夫施坦格尔家里，他的夫人饶有兴致的听他们说起白天法庭上的事情，小艾贡显然非常怀念他的阿道夫叔叔，并央求自己的父亲明天带上他一起去看希特勒。
汉夫施坦格尔允诺了，张海诺起初以为这只是他哄孩子睡觉所说的，没想到他第二天真的带上了还不到4岁的小艾贡。
“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汉夫施坦格尔教训儿子说，他们将要去牢房里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
这一天的审判，法官将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小艾贡在这一天的审判中都乖乖的呆在他父亲旁边的位置上，只是偶尔问他的父亲这里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
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在那里，张海诺他们被允许进行十五分钟的探视。在这之前，小艾贡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亲切拥抱自己的小支持者之后，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我坚信我最终将被无罪释放！没有人会将罪责强加到一个民族英雄头上！”这一刻，希特勒显得信心十足。
到了２月２８日，也就是审判的第三天，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一次讯问中，他大胆的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
“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
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
“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自己的副官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自己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他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希特勒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
“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３月４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４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３月１１日和１４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
“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
“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的说。
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在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
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１１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万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你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３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
“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６个月内将我赦免。”
４月１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１０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
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１７０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被判５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６个月。
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
“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４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
法庭对希特勒的３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１１月８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７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
“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
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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