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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是汉人”梁乙逋一贯秉承汉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他的一品堂下的探子不少就是汉人，也有收买的宋朝的边民熟户，但是始终对汉人有一层心防，虽然他忘记了他们梁家实际上从血统而论，也是汉人。
“相爷，当年张元、李昊亦是汉人，然景宗皇帝托之以心腹，终成大夏霸业。李清亦是汉人，然其为我大夏之臣，先帝宠信有加。现如今我大夏朝中重臣，十之三四都是汉人。相爷若是恩信待之，谁说唐云不能为相爷之李清。
“梁乙逋心中一动，李清当年与他们梁家的恩怨，他是非常清楚。当年李清是死心塌地为秉常尽忠的，自始至终不离不弃，确实有国士之风。
平心而论，李清若是当年肯为他们梁家效力，以他的才能相助，现在梁家说不定真的有机会篡位自立，而现在自己阵营正处在人心离散的阶段，想起当年秉常的处境，也是暗生悲凉之意。
心中格外期望能有一个李清那样的部下始终为自己尽忠。“可惜没能把这贱妇留在环州，方有今日之祸。”梁乙逋恨恨的骂道。“如今东朝之援已绝，难道真要兵行险着？”环州之战时，梁乙逋确实与东朝有暗中的交易。
当时宋朝当权的旧党内部党争不断，互相倾轧，根本没人来关心真正的国事，而且这些君子们最崇拜的就是无为之治的境界，最反对“开边生事”认为治理国家的要诀，就是多劝农桑，少收两税，安安静静，得过且过，最好永远这么一成不变的走下去，凡是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在他们口中便是“言利小人”
对于收复失地，变法改革，振兴国势完全持恶厌态度，认为这完全就是“生事之举”对于西夏不停的侵攻，他们也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反正边境那都是“无用之地”丢了也不打紧，反正西夏又不是要吞并大宋，他们抢够了自会回去。边将只需将外敌阻于国门之外便可，出兵还击便是挑起边衅，万万使不得。
而梁乙逋抓住了这个心理。只要宋朝能将梁太后留在环州，同时重开岁赐，那么梁乙逋将会和宋朝停战，同时西夏将会向宋朝再次称臣纳贡。
这正是宋朝那些旧党君子们所需要的，虽然梁乙逋并不知道宋朝那边到底是谁，但是可以肯定旧党当权诸公之中有人被自己的条件所打动，在暗中施加着影响。
一品堂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对方显然也很小心谨慎，毕竟这是私通敌国的罪名。每次出面的都是个游方道士张怀素，不过梁乙逋并不在乎这些，他只要知道自己计谋得逞就行。
反正这是西夏用了一百年的老招数，一边称臣享受着岁币，另一边照打不误。反正那些旧党的士大夫们掩耳盗铃逃避现实的本事炉火纯青，只要他们当权，西夏就永远可以为所欲为。
自己若是能借助宋朝的力量铲除梁太后，之后就算签订了和约，要不要遵守那也是看梁乙逋的心情而定。
但是现在，东朝眼看着是新党卷土重来，旧党眼看就要被清算，与自己有默契的那位人士大概也自顾不暇，虽然还能搞些小动作，但是可以想见再想利用东朝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了，若放在以前倒也没啥，只是现在对自己的处境却是雪上加霜。
去年秋天，东朝高太后病逝，十八岁的元佑天子赵煦自此亲政，对高太后和元佑诸臣的怨恨愤怒，终于有机会宣泄出来，而以章敦、李清臣、邓润浦为首的熙丰新党重返权力中心，先前的元佑旧党们如何迫害打击新党，现在几乎是十倍百倍的被奉还回来。
宋朝的朝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巨变。当年神宗在位时，锐意进取，任用王安石，熙宁变法几乎将台谏驱逐一空。
旧党大臣们纷纷外任，朝中尽是新党天下，但是凭心而论，熙丰年间的党争虽然残酷，但是双方基本上还都是出于公心，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
只是在争论谁的政策对国家更有利，但是等到神宗一死，高太后垂帘，行元佑更化，召回旧党，结果是一场比熙宁初年的大罢黜更加残酷无情的政潮。
此时的党争已经彻底沦为了乌烟瘴气的私人恩怨和意气之争，已经无人再关心国家如何。司马光经过在洛阳十几年对政治一言不发的压抑经历之后，心灵已经彻底变态扭曲。
一朝得志，便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心态对新党展开了残酷报复，打出“以母改子”这种大逆不道的旗号将新法不论青红皂白全部废止，彻底否定神宗皇帝在位时的一切成绩，同时大批召回旧党战友。枢密使章敦就免疫法罢废与司马光展开据理力争。
而司马光只会故作文儒高雅，治国实无一策，吵架吵不过章敦，说话还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他上的奏章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一会又说“而上户优便”
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被章敦揪住痛加抨击，经常给搞得下不了台，而同为旧党巨头的苏轼、范纯仁、吕公着等人都认为免疫法并非一无是处，不能轻易罢废，司马光顽固不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得了个“司马牛”的光荣绰号。
他自欺欺人的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老百姓有几袋粮食，有把子力气，司马光便说成是“取诸其身而无穷尽”总之草民百姓服役天经地义，生下来就是要给官府无偿干活的，最后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强行将免疫法罢废。
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这就不是君子所为了。
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
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屡次被章敦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司马光终于恼羞成怒，讲道理讲不过，便指示台谏群起弹劾章敦，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高太后根本不管道理如何，只知支持自己的偶像司马光，终于硬将章敦贬出汴京。
结果此例一开，旧党群势汹汹，抛开君子面纱，拿出流氓嘴脸，对新党展开全面猛扑，大搞人身攻击，指斥新党诸臣为奸臣，蔡确，韩缜等人皆被赶出朝廷。
就此，旧党君子们用最流氓的方式掌握了大宋的政权，此时的司马光心中已经没有国家公义，只有私怨。
后来他甚至疯狂到想把神宗朝十几年来无数将士血战收复的所有国土，包括整个熙河路，兰州、会州、绥州等数千里江山全部再割让给西夏，将双方国境线恢复到仁宗朝时期的情形，幸好旧党其余人等精神还算正常，怕背上万世骂名，没敢附和他这卖国之策。
之后，司马光终于眼看着他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流放到外地，胸中怨气终于抒发出来，在狠狠的折腾了朝政一番之后，他也没提出任何治国之策，就心满意足的死了。
仿佛他回朝的这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是为了来向新党报仇的，至于国家是否禁得起这样的折腾，并不在这位以“社稷臣”自居的“君子楷模”考虑范围之内。
这位编了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曾经自嘲天下将此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不知他看到唐代牛李党争，再对比自己的行为，会作何感想，之后元佑年间，朝廷尽是旧党天下，行事已经极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哪怕新党说狗屎是臭的，他们也非说是香的。
有了司马光这个恶例之后，旧党对新党的迫害打击堪称是无所不用其极，新党已经被全体赶出朝廷，仍不罢休，坚持要斩草除根。
于是又炮制了堪称是宋朝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此案堪称是宋朝建国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打击力度最大、手段最卑鄙恶劣的一次政治迫害，是旧党对新党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政治总清算。
其罗织罪名、扑风捉影、诛连无辜堪称史无前例，新党有份量的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蔡确因此最后死在岭南贬所，朝野震动。平心而论，蔡确生前惯于玩弄权谋打击异己，此次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算报应不爽。
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宰相的人，便是贬出朝廷，依照惯例也是择一大郡牧守，算是寄养天年，最差也不失为富家翁，如王安石罢相便是判江宁府，总要不失朝廷体面，此乃宋朝祖宗之法，实为优容士大夫之意。
盖因士大夫之间再如何争斗，那也是“君子之争”胜利者对失败者不会赶尽杀绝，而蔡确一朝罢相，竟给贬死岭南，死因更是不明不白，实是大宋朝开国以来头一次。
新党诸人看到蔡确下场，未免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对于旧党的怨恨，也已经变质。因为这不再是政见之争，而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若是旧党继续得志，谁也不知道新党剩余诸人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步上蔡确后尘。
而旧党整死蔡确之后还不罢休，大肆兴起株连之风，开列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