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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曾经说过：“极端才能放出光彩”多年来，我经常品味这句话。
我们中国人一向不喜欢极端（最起码在口头上），中国人行世方式的最高最经典的标准是“中庸之道”然而我却发现“中庸之道”这个名称妇孺皆知，而真正理解其真谛的人却非常少。
为正本清源，先摘录中庸章句中最精彩、最能说明什么是“中庸”的部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可以看出，所谓“中庸之道”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内在的自我修养，二是外在的躬行实践。
自我修养达到的境界是“慎独”是啊，当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仍然能够守住道德，就说明这时道德已不是外界强加或强制的社会性要求，而是内在自觉的精神结构。――直至今日，中国自古已然的“泛道德”化仍未绝迹，不少中国人（仔细瞧瞧各位周围），从小就学会把所谓道德作为加官进爵的工具和面具，但其实，真道德是不能被奖赏的。
当自我修养真的臻至“慎独”境界，那喜怒哀乐虽未发，点点滴滴却已符圣道。
在自我修养基础上，做人行事“发而皆中节”既坚定自我又不离圣道，完成“中庸之道”
一顿如此高度的分析，我自己都已泄气了。顺便看看当年自己的批注：“中庸乃高妙精微之技巧。然天下知其言易，行之却难也。”――其实“中庸之道”知其不易，行其也难。孔夫子年方七十才能“从心所欲不逾距”其余大人、小人要想探知“中庸”精髓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长大后才知道，经常被别人挂在嘴上、指责和事佬的“中庸之道”根本就不是真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庸俗化理解可能受到朱熹注释的影响――朱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以肯定，真正学会"中庸"的中国人是很少的，因为修炼"中庸"的功夫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难矣。
所以，我们普通中国人并不中庸。
我们一般性地认为西方人偏爱极端。的确，极端是西方个人主义存在的文化矛盾。个人为了表现个人价值，常常爱用惊世骇俗、吸引人眼球的言行以求扩张自我和证明个性存在。然而，在不同个性永恒的碰撞中，西方社会却被迫演化出理性的、尊重个性价值的社交关系与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人（东方人）就不偏爱极端了吗？――表面上是。中国人（东方人）的集体主义存在使得中国人（东方人）在正常环境中常常表现出谦和、温顺、和谐的特点，可一旦社会控制力减弱或崩溃，中国人（东方人）内心潜藏压抑的野性乃至兽性就会毫无节制、漫无目的地爆炸释放，摧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摧毁道德、甚至摧毁肉体。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极端。
翻看中国古史典籍，你往往会在各朝各代的末世感受到腥风扑面，那种种残忍、暴力、无耻和混乱让你很难与礼仪之邦的概念相联系。――因此，鲁迅读出“吃人“二字竟不为过。
即使到了现代，东方人依旧无法摆脱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极端行为。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一种野蛮的政治、军事犯罪，它同样折射出了广大日本人久被压抑后病态、过度的心理发泄。大家也不会忘记，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所表现的种种疯狂、惨绝人寰的行为。回忆或阅读完关于“文革”的各类资料，谁又敢说我们这个民族不是极端的民族呢？
我个人偏好极端，但只在思维领域，在独立思考或与人辩论中，我喜欢极端的感觉。我喜欢把思想中的自我或辩论对手逼到墙角，没有后退的余地、没有转身的余地，剥去自我或对手最后一条思想短裤。这个时候，没有虚伪、无法伪装，只剩下是非曲直，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用也许并不美丽的真实安慰安慰并不受人欢迎的真理。
在具体的行为领域，我却常常不敢极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鲜明的是非往往不仅不可能辨明是非，反而有可能破了中国人的虚伪、伤了人心和面子。这的确是一种言行不一，但绝大多数思想者如若仍想过正常生活的话，这种变通与无奈我想还是要接受的。
写到这，另外一种表里不一在内心中指责我。是的，有时候，我的行为也喜欢极端。比如在这个物欲横流、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时代，一点点的道德坚持已成极端了。
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希望我们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极端可以休矣，个人的极端不妨多些。――不过，个人极端在体验颠峰状态时，千万谨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要把某某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
本文多有极端之语，却非极端之作。一介寒士，只求八面玲珑，不言“光彩”也。
0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