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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一曲音乐中，静静聆听，让光阴的大手滑过淙淙的乐律，缓缓地推着回忆的磨，向从前细细地碾过。以前的那些事儿啊，都纷纷地洒落心间，正待我一小件一小件拾起
我们那有话道：“蚂蝗盼插田，细伢子盼过年”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自然就是过年了。期终考试一过，寒假一放，离过年也就不远了。
在家里饱饱地疯玩个把星期，就到了拿通知书的时间，一到早晨，我就挨个地邀同村的伙伴们一起去学校。到了学校后，老师就会布置寒假作业，宣布同学们的成绩，颁发一些奖状奖品之类的。那是我最得意的时刻了，因为小学六年，我的分数一直都是班上最高的，老师表扬我的时候，心里简直是甜得可以开出花来。老师发给我的奖状和奖品，我也宝贝似的收藏着。
也有一年，拿了通知书后，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地将奖状看了又看，同村的几个男孩子跟在我后面就开始笑我了：“得意什么呢，你的分数都是老师给你写的，你妈妈送了东西给老师，我们都看到了，假分数，假分数”然后他们就笑着打着一哄而散了，我急切切地解释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们胡说！”追不上他们，一路上哭得西里哗啦。回到家后便质问母亲是不是送了东西给老师，母亲听后笑了起来，说是因为我年纪太小，所以送了些农产品给老师，拜托他能在生活上照顾我，和分数是没有关系的。
呵呵，现在想来，这事情也真是有些趣味。
要过年了，各家各户都要贴春联。我们村里的春联喜联大多出自一人之手，一位留山羊胡子的老教书先生。他穿着和墨汁一样颜色的斜襟长衫，带一顶薄薄的圆帽，大人们都说他肚子里也装满了墨水。他是个善良的人，给乡亲们写联从不要报酬，也曾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春联写好了，用一把干稻草沾上煮好的稠稠的米糊，小心翼翼地贴到自家的门框上，这时候，似乎日子也成了春联的颜色，红红火火的。
要过年了，到了小年那天，平时劳碌的乡亲们也都停下了农活，开始炒瓜子花生、杀猪、打扫卫生、做糍粑。
记得要打扫时，母亲都会把家里的家具用篾席、塑料布之类的东西盖上，父亲戴着斗笠，拿着长扫帚，把一年里屋顶上厚厚的一层灰扫下来。灰扫完了，就开始洗刷锅碗瓢盆，我站在一边，也打点零碎的小杂，递块抹布，送个盘子什么的。
母亲炒的瓜子花生是村里公认的好，香、脆、干净。一口大荷叶锅，灶膛里烧着柴火，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还要一边烧火一边翻炒着。我那时候嘴馋，总是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抓上几把，把两只口袋塞得鼓鼓囊囊的，到了晚上又不记得清空，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摸口袋，几个小洞，就知道老鼠来光顾过了。
杀猪是我不爱看也不喜欢的，猪凄惨的叫声让我实在是于心不忍。我还想起自己曾放走一只猪的事，那天屠夫正在磨刀霍霍，我家那头小眼睛的猪好象格外机灵，还没等几个去捉它出栏的人动手，它就用力一跳，竟跳出了栅栏跑了。一伙人赶忙追了出去，只见那猪一路狂窜，又向我的房间冲了进来，大人们见状要我快点把后门关好，别让它跑了，我站在那一动不动，自然是没有去关后门，甚至希望它快点跑，不要被捉住。后来那可怜的猪还是被逮住了，它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很快就红刀子进白刀子出，扒皮开肚了。我后来问父亲，为什么要杀猪呢？父亲笑着反问我说，你能不吃猪肉吗，这猪啊，就是这苦命。那时候的我一时间答不上话，可是很快的又品尝起香喷喷的红烧猪肉来。
做糍粑比较复杂，得先浸泡糯米，然后放到蒸笼里蒸，成了软软的糯米饭之后又要放到石缸里擂碎直至面目全非后，再放到一张大桌子上，这下就可以做糍粑了。一般是男人们负责把米饭捣碎，女人们负责把糍粑做成型，这时候孩子们是不可以去插手的，因为乡俗认为糍粑做得越圆，来年的日子也就越好。我那时候顽皮，经常是躲在桌子下面趁其不备拿下来一小团未成型的，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屋脚下学着大人的样做起来，嫌不好玩了，又做起公鸡、糖果来。
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吃年夜饭也是有讲究的，比如桌上摆的盘子要成双数，象征六六大顺，十全十美之类，菜里要有一道鱼，象征年年有余，动筷子的时候应该不动头也不动尾，预示着年年有余，有头有尾，还要摆上一道鸡，象征大吉大利。吃过年夜饭，就是发压岁钱的时候了。父亲母亲一人给我一些零钱，有时候也会拿到大额的，不过还没在口袋里捂热，就被母亲给哄走了。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拿了压岁钱后，一家人围着灶膛烤火，大块大块的木柴塞进土灶里，熊熊的火“吱吱”的响，母亲这时就一边说开了，说她们小时候的年，也说火要空心，人要真心。
而我，已经开始盼着快点天亮了。
那时候口袋里装着钞票，感觉自己就是个小小的富翁。吃过早饭，一溜烟地跑到小卖部去买烟花。我记得有一种叫“小蜜蜂”的烟花，我最喜欢了。一毛钱一个，个头是两个硬币叠在一起的大小，点燃了引芯后不会响，只是一圈一圈地转圈，发着五颜六色的火花的光焰。也放一种“冲天炮”不过那玩意有些危险，我就曾经点燃了一个，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家里的柴房就被点燃了。不过那个年纪，我看着一个一个的烟花在地上点燃，感觉那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风景。
小时候过年的那会，一般都会下雪，水塘里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到水塘里滑冰不能让大人知道了，得悄悄的。一年我实在忍不住了，叫了几个小伙伴偷偷地下了村口的池塘，我领着他们，神气得像个小队长。我先捡了几块碎瓦片用力往冰面上扔过去，见冰层安然无恙，就放心地一挥手，带着他们一拥而上，大家脸上都挂着欢快的笑容，小脸蛋冻得红扑扑的。后来我大着胆子往池塘中间走去，只听见“扑通”一声，我掉冰窟窿里了。很奇怪当时并不感觉冷，也可能被吓坏了，喝了几口水，脑袋也混混沌沌的，被人捞上来后，也自然是挨了母亲一顿好打。
那年后，我真的没有再去池塘里滑过冰，不过，后来的年头里，雪是越下越小，冰也越来越薄，前几年回老家，塘里早就不结冰了。
拜年也是我喜欢的，我们那里对来拜年的小孩子的礼遇是满满的一碟子糖果，我经常是还没等人家用碟子把糖果装好，就已经把衣袋口扯开了。另外我羡慕的倒是大人们能喝上的红枣柿子茶，加了盖的瓷杯里，放了垫底的一层厚厚的红糖，加上大个的红枣，切成细条的柿子干，一打开盖就随着热气冒出浓郁的香来。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个子长高了，去拜年的时候人家给我上红枣柿子茶了，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到现在，关于小时侯过年的记忆，一个字说，应该是“甜”那时候，有母亲的孩子是幸福的。后来母亲去世，我去了深圳。那个年，是我挤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回来和父亲一起过的。
到了农历二十七，我终于请到了假。当我打电话想告诉父亲我要回家了的时候，电话才刚刚通，那长长的“嘟”声还没到一半，父亲已经接了电话，我情不自禁地言语哽咽，父亲不知道在电话前守了多久。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车票，我所有的念头都是回家，快点回家。转了几趟车，到广州站的时候等车的人是黑压压的一片。在候车室的一角，我蜷着身子等了一夜，第二天终于挤上了火车，车上我几次都是被人群挤得脚不着地。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土灶边等我。我看着家里的一切，小山似的红薯土豆堆在屋角，我的床早就铺好了，母亲在世时做的布鞋都整齐地摆在床边，灶膛里的柴火温暖的燃烧着，父亲一脸憨笑地帮我接了行李，问长问短。
大年三十的晚上，父亲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我们两父女坐在灶膛边，说了好久的话。
正月初在家陪了父亲几天后，我又一次拎着行囊外出了。在外面的日子，我心里总是深深地牵挂着父亲，一位诗人写的一段短诗也一度让我泪流满面。
黝黑的脊梁
皲裂的巴掌
父亲坐在地头
抽一口旱烟
脱出露出脚趾的布鞋
倒掉里面的黄土
汗滴落在了石头上
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婚后接了父亲和我们一起居住，宝宝也快两岁了，正学着讲话，刚才在电话里说：“妈妈，糖糖，吃糖糖。”含笑挂断电话后，心里一缕平和柔软淡然而生，我想，今年的年应该是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