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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整一天了,父亲一句话都没有。
父亲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父亲说,你给我钱,我自己去买火车票。我没有理父亲,我拿起公文包,阴着脸,摔门而出。原本我是要在家睡个午觉再去办公室的,可是,我没法睡下去了。在我大吼着说完那句话以后,我知道,我不可能再像往常一样享受一个美美的午觉了。
事件,是在昨天中午突然爆发的。
怄了一肚子的气,我坐在办公室,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好抽烟。有几句话,窝在心里,波浪一样冲来撞去。我拿起茶杯,很想砸到地上。我把茶杯放下了,又点上一枝烟。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吵吧,总要死个人,你们就不吵了。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
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你们究竟要怎样。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于是,我只有在本该睡午觉的时间躲到办公室里抽烟。
事件的来临一点征兆都没有。我试图寻找蛛丝马迹,触摸到事件的源头,可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我仔细地回忆,从我进门的那一刻开始回忆。
我进门,把皮鞋脱了,换上睡鞋。然后,我把外衣也脱了,并且把它小心地挂到门后的衣架上。父亲在客厅里看电视,戏曲频道。父亲一个人的时候,电视总是停在戏曲频道,长袖飞舞,莲步轻移,咿咿唔唔,哼哼叽叽。父亲看电视,总是让人发笑。父亲其实大半时间在打嗑睡,父亲在嗑睡里守候电视。父亲总以为电视里会有花鼓戏。来北京之前,父亲到老家的镇上买了上百个光盘,三块钱一张的,全是花鼓戏。来北京,父亲的蛇皮袋里,除了衣服,就是这花花绿绿的劣质光盘。光盘几天就看完了,父亲就守着戏曲频道。在父亲看来,不是戏曲频道吗,花鼓戏不是戏曲吗,总有一天会有的。父亲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顽强和执着。他的耐心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无话可说。
我穿过客厅,直接进了卧室。每天都是这样,下班回家,我先要和我的儿子打个招呼。当然,也许是女儿。之所以说是儿子,是因为我的骨子里还是希望妻子的肚子里有一个带把的玩意儿。很多有经验的人,都说是儿子,说瞧那肚子,尖尖的,瞧你老婆,除了肚子大,一点不显肥,肯定是儿子。人家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偷着乐,嘴上却说,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有福。妻子就总骂我虚伪,想要儿子吧,嘴上还硬,我偏要生个女儿,气死你们。我知道,妻子这么说,是赌气。父亲母亲话里话外都想要孙子,妻子就有些想不通。儿子好,儿子好,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妻子当然不敢当着父亲母亲的面这样说,因为整体来说,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媳妇。孝顺的儿媳妇当然不会和老人斤斤计较,况且,谁不想自己的长子生个带把的呢。那是脸面啊。老家人说起来,谁谁谁,抱了个大孙子呢,他们张家有后了啊。听听,多来劲,那才叫脸上有光呢。
回家后,我的第一句话总是说给我儿子听的。我蹲在妻子身前,对着妻子的肚子,轻轻地,温柔地,一遍遍地唤着他(她)的乳名,我告诉他(她),我下班了,我告诉他(她),我想死他(她)了,有时候,我还给他(她)唱歌,给他(她)讲故事。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所有关于怀孕的书上都这么说,说六个月就有听力了,六个月,准爸爸就可以和孩子交流了。妻子也这么说,说小家伙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在肚子里动,说一句,他(她)动一下。妻子把我的手放到她的肚子上,还真是的,他(她)在动,动得厉害呢。
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菜就上了桌了。菜上了桌,事件就来了。我从头至尾搜索每一个细节,我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了岔子。
二
我在办公室抽到第十五支烟的时候,电话响了。
妻子打来的。妻子急吼吼的,你快回吧,妈不行了。我的心一下就扯紧了。我最害怕的事终于还是来了。我总以为它不会来,总是心存侥幸,其实它每天都在,它隐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伺机而动。
母亲因为高血压,心脏已经难以负重。春天那次,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只是我没有亲见,没有亲见,就总觉得不是真的,总觉得父亲在夸大其词。母亲那次发病,是在和父亲去公园晨练的路上。天还没有亮透,路上行人稀少。父亲说,你娘走着走着,就往地上倒,倒在那里,就晕过去了,心脏狂跳,真是狂跳,衣服都被撑得老高老高。我们都说,你打电话呀。父亲说,哪去打呢,想借个手机,一个人都见不着。我们说,你拦辆车也行啊。父亲说,没有,一辆车也没有。我们都不信,我想父亲肯定也被吓住,早已六神无主了。父亲说,我就使劲掐,狠狠地掐,掐她的人中。后来,我们发现,母亲的人中那一块,果然青紫青紫的,都肿起来了。父亲说,掐着掐着,她就醒了,醒了没事了,继续走,绕着公园走了三圈呢。
我早该带母亲去医院的。每次一说去医院,母亲就摇头,说糟蹋钱,老毛病了,就那一会,过了就没事了。我就信了母亲。我信母亲,是因为我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定,我要是下定了决心,我就不会听母亲的了。我总是动摇的原因,是我害怕去医院。一到医院,我就烦燥,烦得要命,躁得要死,火气从每个毛细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我烦医院里的一切,晃来晃去的白大褂,扑鼻而来的药水味,候诊室乱哄哄的人群。我是医院天生的对立者。
我总以为,母亲的心脏没那么脆弱,能挺住一切。苦日子不是都熬过来了吗,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我回到家,母亲躺在床上,脸浮肿着,眼睛睁得老大,呼吸又重又粗。
妻子说,刚才吓死人了,跟爸上次说的一样,心脏蹦得老高老高的,我生怕会。妻子说不下去了。
这会好多了。妻子说。
我说,上医院吧。
母亲还是不去。母亲说,没事了,每次都是这样,过了就好了。
我说,是不是真没事了,难受的话,现在就去医院。
真好了,不用去医院。母亲说着,掀开被子,从床上起来了。母亲的脸色果然比刚才要好多了,我略略放心了一些。我想,也好,等母亲缓过劲来,再去医院吧,明天去医院,全面检查。这次,谁也动摇不了我,尽管我害怕医院,可我更害怕母亲的心脏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要了母亲的命。
这时,我注意到了父亲的存在。父亲背对我们,坐在阳台上。看不见父亲的脸,我无从揣摩父亲的心理。有一件事明摆着,母亲突然犯病,完全是因为中午的突发事件。虽说母亲的病一直潜伏着,隐藏着,迟早都要出来,可如果没有那个突发事件作引线,它不会轻易就爆发。它其实是很有耐心的,它和母亲比的就是耐心,母亲输了,母亲输在那个突发事件的手里,母亲输在制造那个突发事件的父亲的手里。
母亲的敌人是心脏,父亲的敌人是母亲,因此,父亲帮着母亲的心脏在这个下午打败了母亲。
三
父亲的敌人是母亲。我的脑子终于开启一条缝隙,透进一丝亮光。
我打开日记本,翻到2004年1月3日。
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三天了。忽然感到一阵一阵的心慌。找了几张报纸,坐到阳光明亮的阳台,看过了头版,就没了兴趣。就到客厅,陪父母和妻子看电视里的警匪片,四个人,很轻松地就抢了一家银行,打死了一个保安,警察来了,片尾曲响起。就到卧室,上网,一个湖北籍民工在朝阳某工地讨要工钱时竟然猝死,埃及发生空难,怀疑是恐怖分子干的,因为布莱尔在那里度假,刘若英说是张爱玲附身竟然要疯掉,自己又出来辟谣。然后就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强烈呼吁打扑克。因为,整整一下午了,父亲没有说话。
父亲不说话,只有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悄悄地告诉妻子,妻子不相信。向母亲试探,母亲说是想家,又说是我和他没有话。
我知道问题的根本在于:父亲受到了一种刺激,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刺激。这一种刺激触动了父亲心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多余的人,无用的人,无关的人”的敏感。母亲有过日子的方法和平衡,一天三顿饭就足可以填满一天的大部分空间,何况,还可以扫地,拖地,擦家具,还有没完没了的电视节目。母亲过得自足而无愧,甚至有些得意。父亲虽然也开始干起从来没有干过的叠被子的活,却终究没有母亲那么丰富,那么政绩明显。其实,天天都是这么过的,父亲倒并没表现出来太多,只是偶尔玩笑似的自嘲,我们全不放在心上,反倒有时附和几句,调侃一下父亲。今天,是反了常态,必是有原因的。
回忆起来,我想有几句话是不该说的。说到了乡下的亲戚。父亲说,这下来了,就好安排一点了,不像原来。我说,安排什么呀,照样不安排,睡招待所。妻子也附和。父亲说,为什么,这不能睡下了吗。妻子说,再怎么,也不能让别人在自己家里睡,城里都这样。父亲沉默了几秒,说,难道乡下来的身上都有病么。妻子接腔,那说不准,谁知道有没有哇。我一边在看报,听见的大概是这么几句,后来,好像母亲也搭了腔,说起老家的谁谁谁的城里老婆把公公公婆轰出家门之类的事情,似乎都笑了。父亲必定是没有笑。因为,那一场对话过后,就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了。整整一下午。
于是,我强烈呼吁打扑克。尽管,我对扑克是从来没有多少兴趣的。我只知道,父亲喜欢。
父亲却不打。只好三个人开战。我装做热情很高的样子,有时还故意把牌出错,把牌认错。父亲的眼睛终于从电视转到了牌桌。
后来,父亲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完了,父亲说,她买了一瓶油,中了一个奖,却没有用,是600块钱的美容券。
我说,来吧,爸一起来吧,你不上我赢不了钱。
父亲就上了,一直打到父亲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开演。
常常因为抢电视频道而闹到要吵架的母亲今天没有和父亲闹,安静地盯着电视,不说话。
四
父亲的日子里是不能没有敌人的。
在乡村,他的敌人是土地,稻子,棉花,油菜。他从来不怕它们,一个个地收拾得服服帖帖,指东它们不敢往西,指上它们不敢往下。他的土地,从来都是乌黑,肥得往外冒油。他的稻子从来都是籽胀粒实,产量高得让人咋舌。他的棉花从来都是又白又亮,最让贩子们眼热。他的油菜榨出来的油,黄澄澄,金灿灿,香气撩人。他的智慧,他的才华,对付这样一些敌人,得心应手,绰绰有余。
他的敌人偶尔也会是他的邻人,甚至他的妻子,他的子女,那是在他和土地、稻子、棉花、油菜们作战的间隙,在他的战绩遭到轻视的时候。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不把他的战绩放在眼里。谁不以他为荣光,谁就是他的敌人。谁和他叫板,那只是自讨没趣。在他的世界里,他高高在上,君临天下,他是他自己的国王。他只愿意承认一种结局:他的敌人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俯首称臣。他从来不曾设想还有另外一种结局:他的敌人凌驾在他的头上,哪怕是言语间有丁点的冒犯。
他来到了城市。他失去了那些最让他骄傲的敌人,那些让他战功赫赫,战果辉煌的敌人。土地不再是他的土地,他再也不能挥舞锄、耙、锹,那些他曾经百般纯熟的兵器,他的十八般武艺,被闲置,被荒废。他不能播种稻子。他不能种植棉花。他不能栽植油菜。城市里的土地宁愿种上草,也不愿辟出一块,让他种上稻子、棉花或者油菜。他常常盯着那些青青的草地发呆,他想,这些地要是给我,那有多好,我什么也不要,我收了稻子、棉花、油菜,我全给公家,全给公家还不行吗。
他要在城市里寻找敌人。
五
昨天下午的突发事件,是从母亲的一句话开始的。
母亲的那句话如果只说一遍,就没有后来的事件了。母亲说了两遍。一句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它的后果竟然是一个事件,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那句话第一次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时,我已经坐到了桌子边,拿起了筷子,妻子还在卫生间。那句话,我听到了,我笑了笑。我看了一眼父亲。父亲没有表情,夹着菜,把饭送到嘴里。
妻子也坐了过来。那句话第二次从母亲嘴里蹦了出来。
妻子笑了,我也第二次笑了。
父亲就在这一刻爆发。
我想,父亲的爆发恐怕不仅仅只是因为母亲的那句话。我和妻子不约而同的笑,应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亲先是把饭碗极其响亮地墩在桌子上,筷子也“啪”地拍在桌子上。然后,父亲起身,离开了饭桌。离开时,父亲说了一句骂人的话,父亲说的是方言,我没法表述,大致意思是说母亲讲的是混话,是不中听的话。那句话,用方言讲出来,是很伤人的。母亲愣了一会,我和妻子也没有反应过来。父亲扔了碗筷,已经到了阳台上,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
母亲回过神来,就有些不甘。母亲说,一句玩笑话就成了这样,你也太那个了吧。
母亲的这句话把事件引向深入。
父亲转过身来,怒气沉沉。父亲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喊了。
父亲说,你那是玩笑啊,是玩笑,你会三番五次地讲,你是找茬,故意找茬,我知道,他们喜欢你,不喜欢我,讨厌我,我什么也不干,就吃现成的,你也嘲笑我,三番五次地嘲笑我,我走,我今天就走,总行了吧,你总称心了吧。
父亲把一个个字吐出来,像吐出一颗颗子弹。这些子弹漫天四射,有的射到了墙壁上和地板上,有的射到了我和妻子的身上,大部分的子弹,直击母亲,射进了母亲的胸膛。
母亲负伤了。母亲负伤的后果是哭出了声。
很多年,我没有听母亲哭过。那次弟弟和人赌钱,我把他拖到母亲的身前,让他跪下,向母亲认错,母亲是哭了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一次听到母亲的哭声。那一刻,我忍无可忍。我对着阳台上父亲的背影大声吼叫,别吵了。然后,我拿起公文包,阴着脸,摔门而出。出门之前,父亲说,你给我钱,我自己去买火车票。我没有理父亲。我去了办公室,一枝接一枝地抽烟。
六
来到城市的父亲张大了他的眼睛和耳朵,甚至每根汗毛都扩张着,搜集着所有对他构成威胁的情报。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只要稍稍露出一点对他不利的迹象,他就要分析、研究,在脑子里想了又想,过了又过,不敢有半点马虎。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他清楚地知道,战场上哪怕是头发丝那么小的疏忽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有时甚至会前功尽弃,一败涂地。
父亲的敌人一开始包括了我和妻子。几次较量之后,父亲发现,我和妻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不配做他的敌人。因为我和妻子总是不接招,他再厉害的招式递过来,我们都躲开了。他说我们的不是,我们就嬉皮笑脸,顾左右而言他。他板着脸,半天不说一句话,我们就拖他打扑克,引着他说话。他觉得,我们俩根本就不敢和他当面锣对面鼓地干上一仗,算不上真正的战士。
这样,父亲的敌人就非母亲莫属了。
来到城市的父亲只有一个敌人了,他的所有的智慧、才华、胆识,全部留给这唯一的敌人,我的母亲。
因此,在那个下午,母亲仅仅只是用玩笑的口吻把一句话说了两遍,那个事件就发生了。
母亲说,今天的米饭丢到地上能蹦起来。
说第一遍时,父亲没有表情,只是夹菜,扒饭。
母亲说,今天的米饭丢到地上能蹦起来。
说第二遍时,父亲扔了饭碗和筷子,离开了饭桌。
当然,有一个背景必须交待,那天中午的米饭是父亲淘洗后放到电饭煲里的,水放少了,有些硬。
在一个很平常的中午,父亲和他的敌人就这样交火了。父亲胜了,大获全胜,因为他的敌人流着眼泪倒在了生死边缘。作为战士,这是一个足以让人骄傲的结局,他完全可以一边整理他的武器,一边享受他的战绩,在他的战史上愉悦无比地记下重重一笔。
只是,这胜利,似乎来得太过容易。几乎是兵不血刃。战场刚摆开,战鼓还没有擂响,战争就停了。敌人出现了,苦苦寻觅的敌人终于出现了。却只是出现,出现就倒下,一点还击的迹象都没有。刺出去的剑停在了空气中,抡起来的拳头出了一半就僵硬了。作为一个战士,尤其是一个寻觅了许久,等待了许久的战士,这样的结局让人心情很不好,有些失望,有些恼火,有些郁闷而且尴尬。他没有想到敌人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
他只好一整天,背对着他的敌人,坐在阳台上,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