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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都可能怀有对别人的某种愧疚之情，但不管对谁的愧疚都难以与对母亲的愧疚相比，那种愧汗、愧恨、愧痛的难过之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文革初起时，我尚在原平县东社公社南端的贵如大队，以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和省委四清工作队队员的名义搞四清。因为家中的贫穷，我已有两年没有回过家乡了。其间姥姥和姑姑相继病故，为了节省路费，减少学习上的分心，父母便对我隐瞒了这个噩耗。其间本乡的同学回去时，曾顺路为我捎来母亲缝制的厚底袜子。袜筒里装了两筒家乡特产的柿圪连，紧贴袜底的前面塞着五块钱。我知道，这是母亲背着父亲给我积攒的零花钱。父亲也不是不疼我，而是考虑家里更有用钱之处，孩子们出门在外多让艰难困苦磨练磨练将来才有出息。怀着对母亲深切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对父亲厚重的敬畏折服之意，我将那五块钱装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装着那五块钱，我们的工作队在没有通知当地任何一个群众和干部的情况下，悄悄地撤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把要撤走的消息通知出去，恐怕就撤不走了。回到学校，正当文革风起云涌之际。根据文化大革命可能要波及文化的逻辑推理，我把那五块钱连同几次寒暑假勤工俭学赚来的钱全买成了渴求之书。
因为书钱凝聚着母亲的心血和自己的汗水，所以我格外珍惜这些书。因此，当校园枪声乱起两派开战之后，我便将书细心打包随着躲避武斗的大流回了家。
奶奶和父母自然高兴，高兴的原因一来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二来因为县城武斗早已升了级，不间断的可怕传闻使他们不由得不为我的安全悬心。
书被我放在了家里大红柜最上一层，那是平时存放细软金贵之物的地方。因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我常常将书借给仅有一房之隔的村办中学校的教师们。记得有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我的大学、在人间，巴尔扎克的小酒店，左拉的金钱，还有肃反小说选以及忘了作者的女皇王冠上的宝石等等。
有一天上午，我去柜里找书看，发现有几本好书不在了。就急着问母亲，母亲说；“学校有个老师来借书，我就开开柜门让他自己拿了。”
对书的珍爱之情和把秘密全部暴露于人的尴尬竟使我一时火冒三丈。我大声地责怪母亲：
“你怎么能让他自己来拿？你怎么不等我回来给他？”
“我看见你常从那里拿书借给人，就也”母亲讷讷地辩解着。
“你不认得字，知道哪本书不能外借？”我继续发着雷霆之怒。
母亲没有回话，竟惊愕地怔在哪里，老半天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一生本来就小心谨慎，加上文革中破四旧和大批判的诸般清规戒律，更使母亲少言寡语了。我的盛怒，使母亲觉得她闯了大祸。
“我去给你要回来吧？”母亲乞求着我。
“不用了，你以后不要再动我的书就好了。”我的话语虽较前轻了许多，但还是硬邦邦的。
母亲怀着惶恐的神色又去忙她的家务了。而我却在平静之后觉得有点对不起母亲。不久，我接到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来便把此事渐渐地淡忘了。
大概是出于母亲的亲自催要吧，借出去的书大都归还了回来，只有一本女皇王冠上的宝石不知传到了谁手。从那以后，母亲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再没有挪动过我的任何一本书，这不仅让我心中感到愧悔不安，而且岁久弥深。
母亲最后是因胃癌腹水而去的，是她生欲火烈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而去的，是在我没守在床边她一个人悄悄而去的，尤其是在我竟然没有向母亲解释那几本书即使全部丢了也无所谓，也可以再买其实就是几本稿纸几十块钱那样鸡毛蒜皮小事一桩的情况下让母亲带着遗憾而去的。
反思当时，是我识了字，读了书，上了大学“一阔脸就变”了呢？还是“人生识字糊涂始”呢？是故弄玄虚呢？还是不近人情呢？
悔不该错怪了母亲，悔不该伤害了母亲，悔不该一时糊涂。
母亲，您的英灵能原谅我那次的过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