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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果然养了一个儿子，而中国抗战终于也胜利了，鸣斋先生地下有知，又该在鬼伴跟前翘起一只大拇指说：“怎么样？我早知道会的吧？”
我的丈夫——承德——也有这个习惯，便是欢喜夸说自己本领大。而且他又与他老子不同，他老子所说的话多少总还有些根据，而他却是瞎吹牛，有时简直像在编造一个美丽的故事，因此我常称他为“诗人”而对于他所说的话认为是“空中楼阁”
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住在鸣斋先生这种家庭里，骨肉之爱是很难得适当表现的。他老子当初过分溺爱他，为的是对他抱着过分的希望，仿佛他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可以做到部长次长似的。后来不幸战争发生了，他老子既不肯让他以“万金之躯”去冒险，而欲富贵从天而降，安可得乎？于是鸣斋先生渐渐失望了，起初总还希望过了冬至交大运之类，后来看看时也不来，运也不至的，而他的积蓄却渐渐将化为乌有了，心里一急，便恨起儿子来，常把难堪的话去絮股他。承德是一向舒服惯，被家人奉承惯的，哪里禁得起这种挫折？因此他便天天往外跑，鸣斋先生想骂而没有对象，只得把气移到太太身上来，说是这种目不识丁的笨女人那里会养出像样的儿子来呢？
承德半夜三更从外面跑回家，他老子还不曾睡哩，听见他进来的声音，便在洗脸间里咳嗽两声，希望儿子会出去招呼他。但是承德却不，他怕见老子的面，一进房门便赶紧脱衣睡了。有时候我问起他在外面活动情形怎样，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答道：“快成功了，你瞧着吧。”我又问他究竟在活动些什么事情呢？他院了一下眼睛说：“这个可不能预先告诉你，总之，你们只要都准备享福好了。”
有时候他也露出些口气来，有个宪兵队里的班长常约他吃饭“他也许有机密的工作委托我哩。”承德得意洋洋地说。
我心里偷起来了，他，他莫非在准备做汉奸吧？放着好好的书不教，却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将来的出路不怕要发生问题吗？我终于爆儒者把这个猜想对公公说了，不料他却非常高兴，说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承德自己活落，换个名字，把事情做得缜密一些便了。至于重庆政府回来，好在还有我手里的一批公债哩，我们是一门忠良，怕些什么？”说毕，他又乐观起来，对承德也忽然客气起来了，给他一些钱花，说是在外应酬是俭省不得的，对宪兵队的班长等人要多送礼，钞票原是一切事情的开路先锋呀。
承德见他老子夸奖他，愈加得意起来。他常形容宪兵队里各种刑罚之可怕，仿佛这个执刑的人就是他，多么的威风！他把这个班长形容得天人似的，好像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性命都捏在他的手里，说得鸣斋先生也害怕起来了，便说这种人联络是要同他联络，但是也别太亲近了，岂不问伴君如伴虎乎？千万不可带他到家里来，小眉又是这样的年轻
承德道：“是呼，我也知道你老人家是怕事的，所以这位平并样三番四次要来，给我三番四次的挡驾住了。他说：“黄样，我同你是弟又一般，我要到你店上去拜访滚滚。’日本人“人家太太为娘娘的，我也知道小眉不会应酬，他们武人又生得胡子满腮怪伯人的”说到这里，连老实不多开口的婆婆都把脸吓黄了。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承德在有一个晚上同三五酒肉朋友到某小舞厅去，吃了茶坐了台子定规不肯付现款，他们要签字，说是；“俄们都是宪兵队里的翻译。”舞厅大班问他们是那一个宪兵队，他们把眼睛瞪着嚷道：“宪兵队，就是宪兵队，又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人家见他们不是正路道，便一面敷衍着，一面打电话到附近宪兵队去，结果宪兵队派人来了，很凶的样子问了他们一番话，还狠狠的揪着他们的头往壁上撞，舞女们瞧着都吃吃掩嘴笑了，承德见不是事，赶紧鞠躬如也软求，总算给教训了一顿释放出来。那夜里我想起他回来时似乎像一只斗败的公(又鸟)，垂头丧气地，良久，这才对我苦笑道：“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是我是与重庆方面有联络的，他们知道了，所以翻脸拷问我，亏得我同班长有交情，哼，若是换了个别人呀，恐怕他的脑袋早已要搬家了。”我听着心中不免又惊又喜。
然而承德却始终没有拿进过钱来。鸣斋先生疑心他在外面胡乱花掉了，便叽咕道：“千里做官只为财，你如今一天忙到夜，替他们办的公事也不少了，怎么没有奖赏金呢？”承德笑道：“爸爸你不是常说的长线放远鹞吗？他们是常要给我一些军票，我说现在用不着，我同你们是好朋友，帮你们忙是交情，不是讲钞票的，所以他们更加信任我。将来他们也许要组织一个调查机构，范围大极啦！只要我做一纸报告上去，哼，不管他是什么大亨，也要吃不消哩。”鸣斋先生听了半信半疑的应道：“如此敢情是好。我顶恨那批奸商，发国难财的，他们在大量走私我都知道，那时候我可以供给你资料，把他们财产一个一个都充起公来，看他们还来神气不神气？尤其是宋文卿的儿子，不是我气他不过，这小子实在没良心，哼，这遭也要他看看我的颜色了。但是这机构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成立呢？”
“快了，大概不出一个月。”承德欣然回答。于是他们父子俩就去买了一碗酱肉还烫一壶酒，喝得醉醺醺的归寝，各自做着扬眉吐气的好梦。
然而承德所说的机构终于没有成立过，鸣斋先生却沉不住气，早已在老朋友辈跟前露出些口气过了，敏感的人就送东西来，常来探询成立的日期，鸣需先生起初也学承德的口吻说：“快了，快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光景。”后来看看半年也过去了，他比承德老实，却总觉得无辞对付大家，只好索性装病不会客了，心里暗恨承德欺骗他。承德听见冷笑道：“谁又来骗你呢？老实对你说，这种不露面的调查工作我是不愿干，前天我同几个朋友到一座桥上算过命，瞎子先生说我身强杀旺，是个出将人相的命，所以我同班长商量要组织个军队，我做司令兼军长，我那时腰系大刀，足穿长皮靴，走起路来阁，阁，阁”
鸣斋先生渐渐不相信他了。
直到鸣斋先生死后，承德因为婆婆太老实了，他说一句便相信—句，未免也没趣，所以常常朝着我吹牛。他也了解我的心理，知道我不很信任他说的话，因此他常拿出证据来给我看，有时候是一些样品，说是他托朋友定了这许多货色哩，有时候也拿些日本点心回来，说是班长太太亲手制了送给他的。其实样品可以向经售的商人索妮即不定货也不打紧的，至于日本点心，北四川路一带更加多的是，安知他不是自己出钱买来的呢？但是我当初不明真相，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
因为他欢喜吹牛，人家不知他的真相，以为他真有什么路道，所以常来找他帮忙，他不问自己能力够不够，只是欣悦地满口答应下来，仿佛在发泄自己幻想的权力欲似的，结果自然是没有一样管人家弄成功的，反而耽误了人家的时间，自己也招惹不少麻烦。譬如说有一次我同他到我的一个朋友家去，朋友托我能否设法代买一张船票，那时候买船票是极困难的，我当然没办法，但是他却接口说了：“这个便当，我叫宪兵队替你出一张证明书，要买头等就是头等。”我知道他的为人，便忙阻止说：“我看这些事麻烦宪兵队也不便当吧。”他偏要说：“便当的，便当的，我在宪兵队里是闲话一句。”我的朋友见他如此豪爽，心里还怪我不肯帮忙，便把票价及市民证都交给他了。后来一两天没下文，我催着他，他便说：“班长到南京去了呀，只要他一到，毫无问题的。”我的朋友天天来催我，又怕我不肯白帮忙，送了许多东西来，我真觉得难受极了。如此约摸过了大半个月，我的朋友心知是绝望的了，只好另找别人，到我这儿来取回市民证去，但是，天呀，连朋友的市民证也不知道给他丢到那里去了。后来我只得模抱歉竖抱歉的把票价还了他（这票价也是我垫出来的，他交给承德的钱，早已给承德用掉了）。朋友为了失去市民证，登报声明后再补领，不知费掉多少气力，又耽搁时日，我想起来多么难为情呢？
他的话想来愈不可靠了，现在我听别人说话，每当人家说完一句话，我总要问一句：“真的吗？你真答应我了吗？”人家不明其故，常怪我太不信任，便说：“我几时又曾骗过你呢？”其实我是给承德上当惯了的，所以心里老不安。就是看一次电影吧，他叫我马上到戏院门口去找他，说是他已经买好票等在那儿了，可是等我赶到戏院时，那里又有他的影子呢？于是我左等右等，直到电影开映了，他还是不来，门口站着的岗卫都瞧着我，我一直等到电影快完毕唉，多难受呀。
后来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了，他只好去骗孩子。有一次我同小女儿走过一个正在建造的教堂门口时，我的小女儿用手指着它道：“妈妈，我们不久要到这新屋子里来住了。”我说：“这是教堂呀，怎么好住人？”她撅着嘴巴不信道：“不，爸爸告诉过我，这是我们造的新屋子，造好了就给国国住的。”我听着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但是生活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空中楼阁可以塔下去的，他不负责任，没有信用，我们不能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了，还有，他早就勾搭上了那个仇莲华，我不能再忍耐，我们终于分离了，二个女儿跟着我，儿子是传宗接代的，便归他家去抚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