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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不住插话问道：“如果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至上而下的改革，那么中国应该怎样改革呢？”
严老头答道：“中国的变革也许是至下而上的，这是中国历来的传统，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拐点上，拐得好向上走，拐得不好的话便开始走下坡路。我还要强调的是，民主是一种弹性很大的东西，谁都知道最有钱的国家最有能力实现民主。民主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成本有时候很高，实际上社会上的财富是永远不可能平均分配的，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改良社会的理想，就像人们信仰宗教一样，这些都是属于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今天说得这些话，也只有你们听见了，这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奥妙所做，掌握真正（不是政府主流的宣传）的时代脉搏，洞悉社会本质的永远是利益的垄断者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今天我在这里说的只是一些皮毛，因为我只是一个教授，虽然我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但我却站不到巨人（暗指高官的位置和垄断资本家所处的利益链的最顶端）的肩膀上，所以我并不能完全看清楚这个世界，但我希望你们有一天站在更高的官位上的时候，多低头看看下面的老百姓，不要只盯着位置和利益。”
严老头最后的这一句话，在我看来透着苍白和无力。而门阀制度的理论似乎又刺痛了在座的一些人的心，于是鄙夷他的人大有人在。我并不指望在座的这些人有多高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情操。他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通过特殊的关系和利益的交换坐上这个位子的，这种道德加历史的说教在这些人看来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一般得飘渺。尽管严老头说的这些内容比较敏感，但也符合培训干部的潜规则：越高级的干部培训的内容越敏感。我相信这些内容至少不会公开在普通的公务员群体中宣讲。这也许是出于稳定的需要。
第二节课的内容是有关领导修养的。给我们上课的是行政学院特意从重点高校请来的心理学教授。鉴于我们并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她讲得很通俗也很直接。她说：“我今天不和大家谈空泛的理论说教，我只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官员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