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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我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我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的根据。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目册。
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我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我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我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我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他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他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我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他，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我怎么开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我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他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我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他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体跷课！我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我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何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他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发，担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学期刊夏潮的主编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执行主编，对台湾文学创作、评论已经投入颇深。他回台北后写了一封信.，谢谢我去听他的演讲。
机缘是连环的，那时柯庆明是屈万里先生的助教，诚恳热情的二十七岁，初入学术界的助教，与外表冷峻内心宽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办公室日久产生了一种工作的信托，师徒之情，可以深浅交谈。在昔往的辉光散文集之中谈笑有鸿儒，柯庆明写下这份情谊。
柯庆明对于文学，是个天生的“鼓舞者”自从在中兴大学听他演讲，三十七年来，我与他无数次的谈话中心是书。教书、读书，三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冷却，围绕着台大和重庆南路书店的特色及其新书，可谈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听你讲述心中的观念，然后兴高采烈她响应，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他鼓励别人写书的热诚，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我的散文写作。他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从文艺青年到文学教授，岂止读了万卷书！书中天地，海阔天空，更增强他助人“精神脱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他总是擅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庆明对我在国立编译馆要做的事很有兴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续编辑现代文学的心情，提供许多帮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湾文学作品的书单，开始公正而不遗漏的选文作业。譬如他最早告诉我，司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车等，由高雄大业出版社印行，已近绝版，我写信去才买到他们尚称齐全的存书。因他的协助，我们建立与作者的联络与认识通道，日后选稿能站住国家编书的立场。对于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进和定编，他有更真挚的关怀。他深感民间普及教育的重要，愿意帮我说动屈先生领导这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办公室一谈。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我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我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国家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师大应裕康教授、政大戴琏璋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他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第一、二册目录之后，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开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围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仅要掌稳方向，注意礁岩，还要顾及全船的平稳航行。开会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二十课的文体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末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如我们预料，这个过程是对屈先生最大的挑战。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远二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于教诲的文章。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美猴王、沈复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后审订两册目录时，屈先生、三位主编和我的欣喜，只有附上新旧课本目录的对照表可以表达明白。新版实在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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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此自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属文学性质者，篇数略少。新版只保留孙文立志做大事，并将旧版第二册蒋中正我们的校训）挪移到第一课，其余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选入翻译文章人类的祖先和火箭发射记，让国中生有人类文化史观与尖端科技的世界观。
想不到我当初万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书组，被屈先生称为苦海“贼船”的挑战，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国立编译馆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之一。为达到改编的理想，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那个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仅要步步稳妥，还需要各阶层的支持。
在政治高阶层，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我曾以晚辈的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早年教育部长陈立夫、黄季陆;也以学生身份去看望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希望他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我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我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他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还说欢迎我以后再去谈谈我们编写的进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听教益。老
国民党有不少被历史定位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稳定社会中以书生报国之心从政，却生不逢辰，生在政争的中国。
在编审委员会中，我最需要资深委员的支持，当时代表编译馆最资深的编审者是洪为溥先生。我初到馆时，他对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作人文社会组主任颇感怀疑，甚至反感。经过几次恳谈后，对我渐渐转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我大力推荐黄春明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我说:“我为它跑票。”我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他的办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变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覆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我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他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一段：
to摸rrow，andto摸rrow，andto摸rrow，
creepsonitspettypacefromdaytoday，
tothelastsyllableofrecorded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
这位中学老师问学生:“为什么连用三次“明天”？”学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点：活得很长，会有许多明天。老师听完后说:“你们想着，那么多明天可以去骑马、打猎、钓鱼，麦克白因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他的许多“明天”是漫长难挨。”用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下一次开会时，屈先生果然将上次未通过的几课提出再讨论，洪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第二次投票通过，我记得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我们举办的几场全省老师试教大会，听到来自各地数百位代表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新编课文校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给了我们选材更大的空间相面对批评的勇气。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认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