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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之战，财迷得到潜艇是对付日军侵略的最佳武器的结论。可惜他的人力潜艇不能开远，如果可以开到黄海以远的话，就可截断日喷到朝鲜、到东北的航线，这样，解放东北就容易多了。
所以，回到上海后，财迷除了必要的活动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潜艇研制上。
在他离开上海的三个多月中，尽管大龙在卢作孚等人的帮助下，尽力建设马鞍山基地，但也只是搞了一点码头、道路和厂房等建设。为什么？因为摊子铺得太大了，而且这个时空的建设速度就是这么慢。
卢作孚先生对马鞍山工业基地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想把马鞍山建设成一个几十倍、上百倍放大的北碚。反正资金由才弥先生和共济会出，实力比他搞北碚时也大了不止上百倍。这样一来，马鞍山这点地方都不够他规划的，他还把芜湖也划了进来，画入他的工业基地蓝图中。
卢作孚知道光之老弟在这中间要搞一点军工建设，但他本人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民生、发展经济，所以，就以钢铁、机床、电力设备、水泥等基础项目为主。
这本来也没什么错：有了自己的设备制造基础，再要一些造船设备和军事设备等，就可以自己生产了，这不是更省钱吗？还可以生产各种轻工机械等，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起了更大的作用，自己的企业还能赚钱！而光搞一些军工设备，对民生没有作用，自己还得不断往里扔钱。
这思路是一点都没问题，只是制造潜艇的周期，因此要长得多了。
现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处于更加困难的时期，很多工厂倒闭，旧设备非常便宜，新设备价格也低。这为马鞍山工业基地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科辉企业集团乘机购买便宜货，有合用的工厂倒闭了，整个工厂的设备全套收购，买了运到马鞍山。
本来以财迷的风格，这马鞍山基地的建设应该也是静悄悄地进行，但卢作孚先生的风格不同，他搞了个大张旗鼓，马鞍山被说成了我国未来工业的重镇，科学技术的希望之星！还扯出了才弥先生的大旗。卢作孚自己在四川和西南地区经济界有相当的影响力，杜重远先生在东北有影响力，但都比不上才弥先生的影响力大。才弥先生现在不光在江浙和西北地区经济界有影响力，抗五军、共济会，在全国各界都有影响力。
这下子，从四川、从全国各地，甚至从海外，都有人背着铺盖行李，来到马鞍山，建设工人是不用愁了，要愁多余的人怎么安置！于是，芜湖的水泥厂也一起开工建设吧，马鞍山到芜湖的公路也修吧。
我国搞建设，劳动力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有问题的是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于是，一些对应的技术学校扩大招生，在马鞍山还设立了科辉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分部。
要搞潜艇，首先要解决内燃机的制造。所以，财迷准备在马鞍山建立了一个内燃机厂。对生产大型内燃机没有经验，就先生产小型的摩托车内燃机。他准备把生产出来的小内燃机装到“黄鱼车”上，生产出简易的三轮机动车。现在“平安联运”的陆地运输也多了，对这样的机动车辆也是需要的。他们的船厂也可以用一点内燃机，使动力船轻便、快捷。
日军这一年的战绩可不怎么样，一改去年第四季度打下东北的威风。先是在上海对华军“没打胜”海军陆军死亡二万七千人和被击沉包括一艘航空母舰的六艘军舰，损失惨重。然后抗日义勇军还乘势到东北来折腾了，日军在东北也损失了一万几千人马。
在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后，损失是小了点，但抗日武装的势力一点没变小。小的骚扰战不少，铁路修复速度还没有破坏的速度快。但日军的在部队出去围剿，却没人与他们决战，有点拳头打跳蚤的感觉。
在东北，日军是抢到了不少物资，但成本太高了一点。一些煤矿、铁矿，抓了华人去挖，成本低！品质高！可是看管厂矿的“守备队”受到袭击，铁路老是被破坏，运输困难，矿石只好堆在矿场里，难以用上。
田中曾男在另一时空学习中，说“满州国”成立后，为日本的经济复苏作了多大贡献；满州地区的年经济产值直线上升，一半以上用于关内作战的军火，将来都是从这儿生产的。可从这个时空的情况看来，怕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不解决抗日武装的问题，如果要在满州搞生产，代价将是很高的。
对这个局面，田中也觉得无计可施，反而倾向于放弃东北、放弃大华的一派了。在日军的海军中，持这一态度的人不少。
田中在下半年发明了无线电输送声纳、感应深水炸弹后，还分析了抗五军的水上敢死队用的是人推鱼雷。现在上海的日军情报网也已经基本证实这个推测，抗五军的水上敢死队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有点疏漏，被日军知道了为他们提供后勤的人。也知道了他们在训练中，根本没有用过燃油，说明他们没有潜艇！
这事让日军海军大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军舰活动范围又扩大了一点。这种潜水员操控的鱼雷，封锁长江、封锁港口可以，到大海上，就没什么用了。
忙了一年，财迷准备在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并且静下心来搞潜艇的设计制造。可是，日军是不会让财迷安心搞研究和建设的，他们可真是心急，也不管冬天和新年要到了，计划乘最冷的三九天到来之前，就对河北和热河下手了。
因为通辽、突泉一带成了抗日游击区，相当于建立了一条从热河开鲁经突泉，再顺大兴安岭北上黑龙江的后勤补给线。而辽宁的补给更近，从热河和河北都可以直接供给辽宁。
抗五军利用这些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发展，悄悄运输一些军火、物资进东北。为了这事，傅保田又派了一个大队进入了热河，不过这些官兵平时都不穿军装，而是穿商人和百姓的衣服，有点特别大队的味道。对外说是做生意的，或者是运输的脚夫。这些人分布在热河各地，但主要是在朝阳和开鲁两地。
汤玉麟和他的部队是知道这些是抗五军，不敢像对其它商人一样收税检查的；连共济会的商人（农村供销社的）和平安联运的货，他们也不敢检查了。其他商人就与共济会拉关系，也来搭顺风车。这也是汤玉麟对地方收税收得太利害了给逼的：税种多不说，还有让人提前交几年、甚至几十年税的事！这么压迫百姓，使百姓相当贫困；热河老百姓对他们恨得不得了。参加共济会后，就有人出头与“政府”讲道理，汤玉麟的人也不敢太过分了。在这个条件下，共济会在热河想发展慢都困难！商人、农民们，虽然税还得交，至少比以前合理了一点（在财迷看来，还是很不合理！）。
汤玉麟对共济会在热河的发展是非常不乐意的！但抗五军在上海和东北的几个大胜仗，让他知道这支部队比日军还要利害！再说，全国的人民都是支持他们的，如果敢与共济会闹反，光舆论就可以把他轰下台了。另外，张少帅说了要支持他们，只好算了，少搜括一点，总比没搜括的强。
共济会又发挥了扶贫济困的经验，办农牧场、发展生产和商业热河的山区多了一点，但人口密度低，基本条件实际上比西北贫困地区要好，现在的经济情况都是让“汤大虎”给害惨的。
汤玉麟不敢得罪抗五军，不光因为共济会、抗五军实力强大，还因为抗五军的抗日对保卫热河有直接的作用：几个月前日军已经利用石本权四郎失踪事件对热河进行了挑衅，要不是抗五军在吉林、黑龙江打得利害，日军没有兵力来打热河，否则恐怕早就攻打热河了。
石本权四郎是日军来热河执行拉东北军军官当汉奸任务的特务“联络员”由于汤玉麟和他一些手下的策略，就是希望他们能不阴不阳地当个两面逢缘的“缓冲地带”继续当他的热河“土皇帝”所以，对这一类的“东洋朋友”都是客气接待的。
可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石本权四郎进入到朝阳时，这儿已经改朝换代了！他让朱霁青的手下李海峰给抓起来了。如果是让抗五军抓了，恐怕会按照与汤玉麟的协议，悄悄关押的。但李海峰不一样，他是大肆宣传的。在辽宁的日军知道了，先派汉奸来用钱赎，被李海峰拒绝；后来又派五百个鬼子来攻打，想抢回石本权四郎。虽然抗五军主力已经入关，但在朝阳留有二千多人，加上朱霁青的部队，朝阳的抗日武装不弱。五百个鬼子怎么可能占便宜？进攻被打退了，没抢到人。李海峰干脆开了个群众大会，把石本权四郎公开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