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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瑶瑶不死，我就等于死了；沈瑶瑶死了，我就活了。昨日影星黄飞云坐在兰老大对面的沙发上，声音哽咽地说着，没有办法，我爱你。她活着，我装死；她死了，我要活。那个孩子，是你的骨肉，你必须娶我。兰老大冷冷地说：你要多少钱？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钱的吗？黄飞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来跟我要钱，何必把别人的孩子安在我的头上？兰老大说，你应该记得，自从你结婚之后，我就没动过你一根指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千金，是在您婚后的第三年出生的。您不会把一个孩子怀在肚子里三年吧。黄飞云道：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你不要忘了，名人精子库里有你的精子。兰老大用一只手枪形状的打火机点燃了雪茄，眼睛望着天花板，说：倒是有过这么一档子事，我上了那些家伙的当，他们说我基因优良——他们是你指派来吧？你煞费苦心啊——既然这样，孩子可以送来，我请最好的家庭教师，请最好的保姆，教育他，照顾他，让他成为栋梁之才，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商人妇吧。黄飞云坚定地说：不。兰老大说：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黄飞云眼泪汪汪地说：我知道这很无聊，我知道你是一个大流氓，大魔鬼，黑白两道你通吃，我知道嫁给你这样的人会不得好死，但我还是想嫁给你，每分钟都在想，我着了你的魔道。兰老大笑着说：我结了一次婚，已经害了一个人。你何必要成为第二个受害者？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是人，我是一匹马，一匹种马，种马是属于全体母马的，不可能属于一匹母马。种马给母马下上了种子，母马就应该离开。所以，我不是人，你也不要把自己当人，把自己当成一匹母马，你就不会生出和我结婚这样荒唐的念头了。黄飞云用拳头捶打着胸口，痛不欲生地说：我是母马，我是母马，我每天夜里都梦到一匹种马和我来交合，他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掏走了一边哭诉着，她一边撕扯胸前的衣服，那件昂贵的裙子，哧的一声裂开了一道口子。她的手不停地扩大着战果，几下子就把裙子从身上撕去，然后她开始撕扯胸罩，撕扯底裤，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赤身裸体。她赤身裸体地在大客厅里奔跑，嘴巴里喊叫着：我是母马啊我是母马庙门外的吵嚷声把我惊醒，但黄飞云疯狂的喊叫声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偷眼看看大和尚，他脸上痛苦的神情迅速地转换，恢复了那种安详姿态。我刚想继续我的诉说，就听到院子里一阵喧闹。抬头往外看，只见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大道一侧，车上载着一车木料，有厚厚的板材，有粗大的圆木，在高高的木材顶上，坐着十几个人。他们从车上，抬着木材，噼里啪啦地往下扔。一个险些被车上扔下来的圆木砸在地上的男孩高声问询着：师傅师傅，你们卸木头干什么？一个头上戴着柳条帽子的小伙子说：小孩子，快闪开，砸死可没有哭儿子的。小男孩问：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车上的人说：快回家告诉你娘去吧，今天晚上在这里唱大戏。哦，你们是要搭戏台子啊，小孩子欢快地问：唱什么戏？一页宽大的松木板从车顶上滑下来，车上的人惊叫着：小孩，闪开！小男孩执拗地说：你们不告诉我唱什么戏，我怎么能躲开？车上的人说：好吧，告诉你，今晚上唱"肉孩成仙记"，你可以闪开了吧？男孩说：当然，你们告诉了我，我自然要闪开的。这个孩子，真是古怪，车上的人说着，一根粗大的圆木，骨碌碌地滚了下来。那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躲闪着，那根圆木就像活物似的追赶着他，一直到了小庙门口才停了下来。木材上散发着一股子清新芳香的树脂味儿，向我报告着来自原始森林的信息。嗅着清新芳香的松木气味，我就想起十几年前肉联厂里那个超生台，心酸的往事也就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可怜的父亲把超生台当成了他的吸烟台，沉思台，孤独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边，工厂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了。
在老兰老婆死前一个月的晚上，大和尚，我父亲和我母亲在超生台上下，展开了一次对话。
母亲说："你下来。"
父亲扔下来一个燃烧未尽的烟头，说："不可能。"
母亲说："你有种就在上边呆到死，永远不要下来。"
父亲说："我会的。"
母亲说："如果你下来，你就是一个王八蛋。"
父亲说："我不会的。"
尽管老兰严格封锁了消息，但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的事，还是在厂子里悄悄地传开。那些天母亲丧魂落魄，一会儿气势汹汹地摔盘子砸碗，一会儿对着镜子眼泪汪汪。我和妹妹，对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过，甚至——实在是惭愧，大和尚——我们还感到有几分好玩、几分骄傲。我的爹，终于又开始表现出他独具的风采。
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但并没有发誓不再吃饭。因此他的一日三餐，就由我和妹妹送上去。我们第一次上高台送饭，还有些异常的感觉，但很快就习以为常。父亲在高台上很舒适地坐着，面色沉静，不冷不热地跟我们打着招呼。我们很想陪着他在台上吃饭，但他总是用很客气但也很固执的态度把我们赶下来。为了让他趁热进食，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爬下高台。我们每次上去送饭，就把上次使用的餐具带下来。那些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洗刷。我猜想父亲是用他的舌头把这些餐具舔干净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父亲伸出舌头舔那些餐具的情景。他在上边，有的是时间，舔舐餐具，也算是个工作。
为了解决父亲的排泄问题，我和妹妹送上去了两个胶皮桶。这样，我们除了承担往上搬运食物的任务，还要承担往下搬运父亲的排泄物的任务。我和妹妹提着便桶往台下艰难地爬行时，父亲的头一直往下探着，脸上的神情十分不堪。父亲建议我去弄一根绳子，绳子上拴上一个铁钩子，这样他就可以把便桶从台上顺下来，把饭篮从台下提上去，省却我和妹妹爬上爬下的艰苦劳动。当我把父亲的想法对老兰提起时，老兰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对我说：
"这事情基本上属于你们的家事，跟你母亲商量去吧。"
母亲坚决地反对父亲的主张。看样子她已经习惯了在高台上有个丈夫，她每天积极工作，再也不摔盘子摔碗，和老兰有说有笑，偶尔还对我说：
"小通，送饭时别忘了给你爹送包烟上去。"
其实即便是母亲反对，如果我们想弄条绳子，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们不弄，是我们不愿意。每天三次爬上高台，看看不同凡响的父亲，和不同凡响的父亲简单交谈几句，是我和妹妹的巨大乐趣。
老兰老婆死前二十一天早晨，我和妹妹把早饭送上去，父亲看着我们，长叹一声，说：
"孩子们，爹这辈子，真是窝囊。"
我说："爹，你不窝囊。你已经坚持了七天，不简单了。许多人说你是个圣徒，要在这高台上修炼成仙呢。"
父亲摇摇头，苦笑一声。尽管我们每天送上去的饭食很好，父亲的胃口也不错，以那些光可鉴人的餐具为证，但这七天里，他分明瘦了。他的胡子长长了，像刺猬毛一样扎煞着，眼睛里布满血丝，眼角上沾着眼屎，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眼眶。我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深深自责。我说：
"爹，我们马上就把你的刮胡刀和洗脸盆子送来。"
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
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
"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
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搓搓脸，站起来，说："不用了。"
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性，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
"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
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
"爹，我不要你死。"
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
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
"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
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
"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
父亲脸色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色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
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
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
"杨主任，土工作业马上就结束，下一步建墓室，需要石灰三吨，青砖五千块，水泥两吨，沙子五吨，木料两立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杨主任，您是不是先给批点钱？"
"你从我们公司赚去的钱还少吗？"母亲不高兴地说，"建座坟墓又能用几个钱？还好意思来张口。先垫上，以后再结算。"
"我哪里有钱垫？""四大"可怜巴巴地说，"工程款前脚结算下来，我后脚就发给工人。我自己，是个过手的财神，一分钱也剩不下。先给批点吧，要不就误工了。"
"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够意思。"母亲说着，走向东厢房。"四大"紧紧地跟随在后边。
父亲冷着脸，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摆着一本用宣纸装订起来的大账簿，账簿旁边摆着一个黄铜的墨盒，墨盒盖子上架着一支毛笔。不断地有人进来，奉上数额不等的奠金和一刀或者是两刀的黄表纸。父亲收下钱和纸，登记在册。父亲身后，有一张矮桌，肉类检疫站的小韩，蹲在那里，用一把雕刻有方孔铜钱图案的纸凿，敲打着那些黄表纸，在纸上留下铜钱的印痕。这样的黄表纸，就是可以烧化的纸钱。也有拿来制作成纸币样式的冥币，一沓一沓的，上边印着"冥府银行"字样和想象出的冥王的头像。冥币面额很大，以亿元为基本单位。小韩抽出一张面额十亿元的，感慨地说：
"印这么大额的钱，那边还不得通货膨胀？"
村子里那个送来两刀黄表纸和一百元奠金的名叫马奎的老头子摇摇头，说：
"这些东西，不好使，只有用纸凿敲打过的黄表纸烧化后，才能成为阴间的钱。"
"你怎么知道不好使？"小韩问，"你到那边去看过吗？"
"俺老婆给我托过梦，说这样的钱到了那边是假币。"马奎用脚踢踢那些冥币，说，"你们得跟兰总说说，把这些东西剔出来扔掉，否则，带着一兜子假币到了那边，还不得被警察当假币贩子给抓起来？"
"那边有警察吗？"小韩问。
"当然有，这边有什么，那边就有什么。"马奎坚定地说。
"这边有肉联厂，那边有吗？这边有个你，那边也有吗？"
"小伙子，你不要和我抬杠，如果不信，你就过去看看。"马奎说。
"我过去容易，"小韩说，"但是我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你这个老家伙让我去死啊！"
母亲进屋后，对着马奎点点头，讽刺地对小韩说："要到哪里去高就啊韩大检疫员？"不待小韩回答，母亲就抓起电话，对着话筒说，"财务室吗？小齐，我是杨玉珍，待会儿四大到你那里去，你先给他五千元，对，记住让他打收条按手印。"
"杨主任，给一万吧，五千哪里够？""四大"死皮赖脸地说。
"四大，你不要得寸进尺！"母亲气呼呼地说。
"不是我得寸进尺，五千确实不够，""四大"摸出本子，说，"您看，砖头要三千，石灰要两千，木材要五千"
"就五千。"母亲说。
"四大"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说：
"这样我就没法子干了"
"碰上你这样的癞皮狗，阎王爷爷也怕，"母亲抓起电话，说，"给他八千吧。"
"杨主任，您可真是铁算盘，""四大"说，"凑个整数吗，又不是您家的钱。"
"正因为不是我家的钱，所以我才不能给你一万。"母亲说。
"老兰找着您，真是找对人了。""四大"说。
"滚！"母亲说，"看着你我就心烦。"
"四大"从门槛上站起来，给母亲鞠了一个躬，说：
"爹亲娘亲不如杨主任亲！"
"你是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母亲说，"铺路盖楼你可以偷工减料，如果修坟建墓也偷工减料，那是要遭报应的，四大！"
"您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杨大主任，""四大"狡狯地说，"我一定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办事，给您修一座原子弹也炸不烂的坟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母亲恼怒地说，"你还没拿到钱呢，"母亲按着话筒问，"是你的兔子腿快还是我的电话快？"
"我该死，我这比茅坑还臭的嘴，""四大"夸张地扇着自己的嘴巴，说，"杨主任，兰大嫂，不不不，罗大嫂，亲亲的嫂子，我是在拍您的马屁呢，水平太低，但用心良苦"
"滚！"母亲抓起一沓冥币对着"四大"投过去。
冥币在空中散开，纷纷扬扬。
"四大"对着屋子里的人扮了一个鬼脸，转身就跑，慌不择路，与正进门来的黄彪媳妇撞了一个满怀。小媳妇红着脸骂道：
"四大，抢孝帽子吗？不用抢，有你戴的。"
"四大"摸摸脑袋，说：
"对不起，兰大嫂，不不不，黄大嫂，你看我这嘴，说顺了，"他用巴掌捂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往前一探头，嘴巴几乎触到黄彪媳妇的脸上，悄声问，"我把您的奶子撞痛了吧？"
"操你活娘四大，"小媳妇下边用脚踢着"四大"，上边用手在面前扇动着，说，"你吃屎了吗？这么臭！"
"我这号的，""四大"自轻自贱地说，"吃屎也抢不到一泡热的。"
小媳妇又是一脚飞出，"四大"匆忙躲闪着，身体贴着门框窜了出去。
众人都哑口无言，怔怔地看着小媳妇。她上身穿着一件立领偏襟蓝底素花扎染布小褂，下穿一条同样布料的肥腿扫地灯笼裤子，一双蓝面黑底绣花鞋在裤脚下时隐时现。她打扮得三分像一个洋学堂的女学生，七分像一个大地主家的奶妈。她油光光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两道漆黑的眉毛，两只水汪汪的眼睛，一个灵巧的蒜头鼻子，一张双唇肥厚的小肉嘴，嫣然一笑，左边嘴角上显出一个肉窝窝。她的奶子很大，哆哆嗦嗦地，仿佛两只活兔子。这个女人，大和尚，我曾经对您说过，她在老兰家当佣人，侍候着老兰的老婆和他的女儿。我去肉联厂当了主任后就不在她家搭伙了，所以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她了。我突然感到这个女人很浪，我感到她很浪的理由就是看到她我的小鸡鸡在下边长个儿，想不长都不行。其实我很厌恶浪的女人，我既厌恶她又想看她，于是我就感到很罪过，想不看她，但是我的眼珠子自己就转到了她的身上。她看到我在看她，抿嘴一笑，浪得可恨。她对母亲说：
"杨主任啊，兰总找你。"
母亲看一眼父亲，眼神有些怪。
父亲低着头，手持着毛笔，一笔一画地往簿子上写字。
母亲跟随着黄彪媳妇出门。黄彪媳妇的屁股乱扭。这个浪货，乱我心神，使我脸上长粉刺，应该枪毙。
小韩盯着小媳妇的屁股，感慨地说：
"真是好汉无好妻，癞蛤蟆娶花枝。"
蹲在地上，一支接着一支抽着招待烟的马奎说：
"黄彪不过是个幌子，这个娘儿们，还不知道是谁的妻呢！"
妹妹插嘴道：
"你们说谁呢？"
父亲把笔猛地拍到桌子上，铜盒里的墨汁溅出来。
"爹，你为什么生气？"妹妹问。
"都给我闭嘴！"父亲说。
马奎摇摇头，说：
"罗通兄弟，何必发这样大的火？"
"滚你妈的吧，"小韩说，"得着不花钱的烟了？想把你那一百元钱抽回去是不是？"
马奎又从烟盒里捏出两支烟，一支用手中的烟头点燃，另一支夹在耳朵缝里，站起来，一边朝门外走，一边说：
"说起来我跟兰总还是要紧的亲戚呢，他三舅家的儿媳妇，是我闺女女婿的三姑父的亲侄女。"
父亲对我说："小通，你带着妹妹回家去，不要在这里添乱。"
"这里热闹，我不走。"妹妹说。
"小通，带她走！"父亲严厉地说。
我看到父亲脸上出现了自他归来后最严厉的表情，心中有些恐惧，就拉着妹妹的手，想带他回家。妹妹不愿走，身体使劲摇晃，嘴巴里还乱嘈嘈。父亲抬起巴掌，正要往妹妹的头上扇时，母亲神情肃穆，走了进来。父亲把抬起的巴掌缩了回去。母亲说：
"老罗，兰总和我们商量，想让小通扮成孝子，和甜瓜一起，为嫂子守灵、摔瓦。"
父亲满面荒凉，点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雾笼罩着他的脸，使他的神色变得更加荒凉。良久，他说：
"你答应了？"
"我想，这也没有什么，"母亲有些羞涩地说，"黄彪媳妇说，小通和娇娇在这里搭伙时，嫂子说过，要认小通做儿子的。老兰说，她这辈子就想有个儿子，这样，也就了她一个心愿。"母亲侧过脸问我，"小通，你大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记不清了"
"娇娇，大婶是不是说过，要认哥哥做儿子？"母亲问妹妹。
"大婶说过。"妹妹肯定地说。
父亲在妹妹头上拍了一巴掌，恼怒地说：
"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插嘴，把你惯的不成样子了。"
娇娇大声哭起来。
妹妹一哭，我心疼痛。于是我坚决地说：
"是的，大婶这样说过，我当时就答应了。不但大婶说过，老兰大叔也说过，而且是当着市里秦部长的面说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发这样大的火？"母亲忿忿地说，"给死去的人一个安慰嘛！"
"死去的人知道吗？"父亲冷冷地问。
"你说知道不知道？"母亲阴沉着脸说，"人死了，心不死。"
"你不要胡搅！"父亲嚷着。
"我怎么是胡搅？"母亲说。
"我不跟你吵，"父亲降低了嗓门，说，"儿子是你的，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一直蹲在地上不吭气的小韩站起来，说：
"罗厂长，你就别犟了，既然杨主任已经在兰总面前答应了，小通主任也同意，何不做个人情？再说了，这不是演戏吗？小通扮一万次孝子，还是你的儿子，谁也夺不去。这样的机会，多少人抢都抢不到呢。"
父亲低下头，不吭气了。
"他就是这个熊脾气，"母亲说，"什么事都要跟我拧着来。我这辈子算是逃不出来了。"
"你快要逃出去了。"父亲不阴不阳地说。
"什么屁话，"母亲骂了父亲一句，转头对我说，"小通，去找黄彪媳妇，让她帮你换换衣裳，待会儿记者来录像，你可别嬉皮笑脸的，兰大婶生前对你不薄，你为她尽点孝心也是应该的。"
"我也要去换衣裳"妹妹哼唧着。
"娇娇！"父亲瞪着眼睛呵斥道。
妹妹撇撇嘴，想哭，但看到父亲那空前严厉的样子，憋住了，没敢哭出声，眼泪却流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