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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好多年，熟悉得像一双跟脚的旧鞋。这是村子通往县城的路，早前是一条泥路，现在压了一层砂石，但依然坑坑洼洼，似老人饱经风霜的长满褶子的脸。我的母亲和父亲就住在路北侧的老式楼房里。
十二岁，我在村小考到第一名，被乡中心学校录取。母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和铺盖卷还有交给食堂的大米，在村子里的小路上颠簸。行到路口，母亲大声喊道：“红儿，三年后妈妈要在这里送你去上小中专。你要做国家户口的人。”我把侧着的脸颊在母亲的后背上用力拍打了三下，告诉她我会的，我的颈项扭得像路边的歪脖子楝树。
十五岁，我如母亲的愿考上师范。尽管那年，学校把我作为唯一的推荐生推荐到县中，但我要早点变成国家户口让妈妈高兴，还是选择了中师。我从这个条路走出村子，母亲在路口久久地站成风中的雕塑。我不敢一次次回头，因为分明感受到有一道目光牵扯着我的步子，而那目光如刚饱满的楝树果晶莹欲滴
十八岁，中师毕业，分到县城。倔强的我硬是自己绑着铺盖卷去县城，自行车后座堆得像小山，我艰难地推着车子，刚上路，却听到母亲叫着我的乳名。车停下了“小山”倚在我的身上。扭过头，伸长脖子，将头从“小山”边露出，却见母亲正从路口大步流星地朝我赶来。母亲帮我顶住倾倒的“小山”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卷着的票子：“红儿，你那点钱在城里生活恐怕不够，再拿二十快去，工作辛苦，不要太省。”母亲把捂得发热的票子硬是塞进我的裤袋，又在袋口拍了拍，这才喘了一口气。我没说什么，尽管我知道二十元意味着一个月的家用开支，但我若不拿着，母亲的心会像路口的楝树上的果子一样苦涩难噎。
二十六岁，母亲的女儿长大了，成了别人的新娘，要嫁到一百多里外的西部乡镇。元旦刚过，一辆贴着大红“喜”字的轿车停在路口，外面飘着若有若无的细雨，母亲和刚退休的父亲脚不点地地张罗着我的婚事，额上总是汗涔涔的。要“起轿”了，我坐在轿车上，摇下车窗，看着即将告别的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三间草屋，望着母亲满脸微笑掩不住的不舍，跟父亲、母亲还有叔伯姑婶等挥了挥手。车发动，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母亲端着我出门前的洗脸水站在车后，车子刚行了一两米，母亲盆中的水“哗”的一声泼在车后轮处，路口留下湿漉漉的一大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的眼眶里忽地盈出了泪水，泪眼朦胧里，我看见母亲用右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我知道，母亲会永远在路口的歪脖子楝树下盼着她的女儿回家。那树，歪着脖子，翘首远望，一定是在等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儿再回到它的身边唱歌吧。
后来，我有了孩子，每次回去，母亲总赶到路口来帮我抱孩子、提东西；再后来，我有了车子，每次从娘家回县城，母亲总是提着米袋、瓜果蔬菜等一直送到停在路口的汽车旁。等我们把带回去的农产品装到后备箱，等汽车发动行驶，反光镜里，母亲在汽车卷起的尘烟里目送着她的儿孙，风中有白发在飞扬
现在，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工作、事业、家庭、孩子，常常成了我回娘家的羁绊，倒是母亲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常想，路口的歪脖子苦楝树早就在修路时被砍伐了，不知母亲每每走过路口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当年交待给女儿的一次次嘱咐？是否还会记起女儿一次次离开时的背影？我想，如烟的往事，年迈的母亲或许已记不清了，但她的女儿肯定永远记在心里。
昨天，回到村子。村子里的土地又少了，楼房又多了，农居点工地上的搅拌机隆隆作响，不变的是路口母亲那遥望的身影，只是腰身已不再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