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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国外多是聚族而居。较之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移民，华人、华裔往往是集中居住，以致形成了专门的“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在著名的国际城市中遂出现了所谓的唐人街、华人村等。
这是华人值得自豪的，据说，这种聚居证明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我看来，唐人街、华人村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是中国人多而众。国内人多地少，自然的、社会的诸原因造成了生存压力超负荷存在，于是，就需要走出去。国内人多，走出去的人也跟着多。中国人走出去一亿，对我们自身并无多大影响，要是加拿大人也走出去一亿，那么，加拿大还能继续作为加拿大而存在吗？人们既然走出去了，自然是找生存环境较好的地方居住。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并不多，因而，众多的中国人就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同一个地方，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这就为聚族而居以致唐人街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象英夷焉、法夷焉，总共没有几个人在国外，就算是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也难以形成气候，别说大的“街”焉、“村”焉，就是小的“片”焉、“组”焉，也无从谈起。
其次，是中国人脏而乱。中国人是很讲究卫生的，早晨也刷牙、也洗脸的，但是，刷牙是蹲在或者站在门口的路边、下水道口来解决问题。嘴角满嘴是白沫，摇头晃脑，手臂猛推猛拽，就要结束的时候，深呼吸似地猛喝一口水，抿着嘴唇，鼓起腮帮子，咕噜咕噜地响上一阵，再仰起脖子，让嗓子里的气流吹起嘴里的水呼剌剌地怪响，突然之间低头喷射，一股浊流飞溅而出，在地上又回射、蹦渐起无数的小股浊流。看到这些成果，刷牙人心满意足地转身走开。洗脸可能是在屋里干的，但洗脸水是泼在门外的街道上、路面上的。至于其他的什么脏水多是这般解决。小孩随地大小便、大人随地吐痰也是常见现象。随处、随时即兴大声喧哗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表现，在其他国民看来就是不懂规矩。我们中国人本来是懂规矩、守规矩的，但我们自己的规矩似乎与别人的总是不一样，所以，就彼此难以相容。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移民，都是外来人口、少数民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都住在一起，当然也少不了当地人。然而，时间长了，那些夷们、狄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实在太差，在这里住不下去了，就搬走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了。接下来还有什么人相继搬来，但夷们、狄们住几天就非走不可，中国人就留了下来，他们与这里的环境很相宜，自然是落地生根，住得是其乐融融。
再次，是中国人亲而善。本来亲、善是好东西，但表现在中国人身上，就让那些夷们、狄们特别不能接受。中国人的亲、善涉及内容很多，这里只能述其最基本的一点，即人情味儿。对于华人来说，他既愿意帮助别人，也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但无论是接受还是付出，都是出于一种对人情的反应，其中是有所“期待”的。意即帮助别人是感情投资，他希望着有朝一日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给以适时的、恰当的回报（中国人连生儿育女都作如是想，即养儿防老，对子女的最要紧的道德要求就是孝敬老人。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句格言，叫百善孝为先）。夷们、狄们自然不吃这一套，他们很有可能对别人的帮助表示不领情、不感激、甚或有明确的反感与拒绝，对那些华人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又视而不见，如为年龄大的人拿东西、搀扶他过马路等。这类的行为正好勾起华人的祖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结果就是华人更愿意在同一族类的上“投资”
最后，是中国人的幼而弱。人的成长是以年龄为标志的，在生理年龄、社会年龄上，中国人可以由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以至老年，但精神年龄（即心理年龄）上，却从未超越幼年。中国传统文化很悠久、很漫长，但悠久与漫长并没有自然地或必然地走向成熟与完善。人类因文化而进步，因进步而成熟。这种进步、成熟表现在多方面，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社会组织纽带的变迁。最早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如原始部落等；再进一步，就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如希腊城邦等；复进一步，就是以智缘为纽带，即相同的宗教信仰、政治追求、权利认识等，如几个自治领组成的英联邦、50个州组成的美利坚等。中国文化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社会组织方面的文化诉求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一个村大都是同一姓人口，即便有其他姓氏，他们也是作为“少数民族”单住在某一区域内；明清以前修家谱的风气自不必说，就是今天，不还是有这个姓、那个姓的在修家谱、续家谱吗？这种重视、维护血缘关系的文化，跟成熟的、进步的文化沾边吗？这样的文化对人的设计就“别具匠心”就是把人当婴儿对待。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君主就是家长，圣人就是家庭里面的精神指导员，成员们只要听指导员的一切教诲，服从家长的一切命令，就能保持和谐与稳定。你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思想、情感，既要和家长、教导员保持精神的一致，又要和其他家庭成员保持行动上的一致。为了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社会对人的要求就是“成为婴儿”永远保持着幼童状态，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知无识”看一下我们身边的人，不难发现，一个人即便已经三四十岁乃至五六十岁，但是，只要他的父母还在，于家庭当中，他就是一个孩子，其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一个“孩子”的要求，就象贾政在贾母面前的表现。就象雨后春笋，一夜之间长出来，虽然又高、又粗，但没有硬度。在这种幼童文化的熏染下，个体的人无法发达，他没有独立的、个性完善而鲜明的个体资格，更没有个体意识，必须附着在一个群体上、融合于一个群落中。他只是一个幼童，他需要别人的照顾，也需要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确定自己，他们受到的教诲与自己津津乐道的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象“仁”字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两人同在才能确定一个人。夷们、狄们不理解这一深层的文化含义，他们就是独立的、完整的自负自责的个体，是实实在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们向来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宣传与认识存在偏差，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种主义）。因此“群体主义”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只能和来自于同一文化母体中的“同胞”（地道的同胞）和睦相处，夷们、狄们自然就被排斥在圈外。久而久之，圈内只剩下了“自己人”唐人街、华人村遂至形成。
至于说国外的华人高度集中表现了什么精神、主义，似乎有夸饰的成分。就说在美国吧，华人、华裔应该是人数最为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但其群体意志的表达、社会效能的发挥等可与犹太人相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