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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夏时路遇某机关门前一群上访者，大约有三、五十人，不哭不闹，手中也无标语小旗之类的东西，只是席地而坐。大约是常见之事吧，所以并无人围观。这群上访者的年纪都很大了，通红的脸上淌着带泥的汗水，看了未免让人有点心酸。想到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万般无奈，有谁愿意遭这份罪，更何况是些年迈之人，又是在高温烈日天气。看着忽然联想起瞭望东方周刊所载对话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文章中的一句话，郭金龙说：“看到老百姓的疾苦，你没感觉，心里不发热，肯定立场有问题。”然而又想到他们是否属于极少数的无理“缠访者”呢？说不好！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因何而访，更不知道他们是否符合上访的程序，而且如果你若想从转天的早报、晚报上读到相关消息，那恐怕是徒劳的，因为报纸是拒绝这类新闻的。
前些日子，有主流媒体以终结无序信访的政治背景为题发表文章说，如今信访主体呈多元化，信访总量持续上升，反映问题相对集中，处理难度加大；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增多，过激行为时有发生文章引用国家信访局新闻发言人的话强调“对极少数违反信访条例规定，经批评教育仍然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从事非法活动的，要依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读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妨损失一些脑细胞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首先，什么样的上访者属于“极少数”？我理解，这些“极少数”就是一些无理取闹、没事找事，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起哄架秧，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惯于给领导添麻烦，蓄意扰乱社会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喜欢制造负面新闻的人。如果有人认为这个理解有误，那么，所谓“缠访者”中的“缠”到底应该怎样解释？“缠”是个什么标准？
其实非要给“缠访者”做个具体的解释并不重要，给“缠访者”提升原则高度，从而上个手段，目的无非是想影响影响那些与“极少数”相对应的“大多数”对于“极少数”、“绝大多数”的提法，应该说我们都不陌生，这是我们各项策略制定的依据。分片儿瓦解，打击一小撮儿，震慑教育大多数，往往是个很奏效的办法。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极少数”、“大多数”是怎样的一个统计过程，但一般来说某些人一旦在某个事件中被列入极少数情况总是不太妙。
既然上访洪峰中有极少数是坏的，是屡经教育、批评而不改的，甚至是故意的、影响社会秩序的，那么也就是说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所以对上访洪峰中的大多数就应该这样理解：他们是在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还坚信天是老百姓的天，政府是老百姓的政府，自己的根本利益是有人能够代表的，于是不顾一切，以不菲的资赁，拜别父母妻儿，背井离乡，克服方方面面的困难，不但要忍受首善之地高贵人群的白眼，还要躲避来自本人所在地政府的围追堵截，走向上访之路试图来讨一个说法，从而维护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么上访洪峰中多数人的目的能达到吗？答案几乎不用思考，上访之难，难于上青天，即使在公开宣称，如今是依法行政，依法维护人民利益的环境下，也是不容易的。
原因很简单。一般说来每个上访者都会牵扯到本人当地的机关、部门和某些当权者，讨个说法便意味着要翻案，翻了案便意味着当地某个层次的管理者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便意味着需要纠正，纠正就要认错，认错不但要影响到某些人的面子，甚至受到追究影响其顶戴花翎想一想，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岂是轻而易举能办到的！再者，我们的信访工作是分级管理的，下级与上级很可能相距几十、几百里，所谓“天高皇帝远”；也可能就是一个院里、楼上楼下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在如今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社会环境下，想要为一个已经有了结论的案子翻过来，谈何容易。
还有，更值得提出的是在上访的洪峰中哪些人应该确定为“极少数”根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打个比方，如果佘祥林的妻子没有活着回来，而他的家人要为他上访翻案，而且坚忍不拔，一访就是十年，那么他的家人是否就应该属于“极少数”呢？
所以，看起来想阻止上访洪峰的形成靠一两个上访制度怕是不太好使，关键还是各级政府官员们的清正、廉洁、爱民，看到老百姓的疾苦心里要发热以及与之相适应制度的完善，否则上访问题不好得到彻底的根治，得不到根治就会要么有的人冤沉海底，要么上访洪峰的加大，从而扩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记得我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在他的著名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写了一篇天高皇帝远的文章，说古代朝堂门外边悬有大鼓，名为登闻鼓，老百姓有了冤情可以击鼓鸣冤。登闻鼓虽没有什么作用“然而登闻鼓仍不失为爱民的象征。太平盛世，登闻鼓应是备而不用的。”如果我们引伸一下是否可以这样说，太平盛世，信访部门应该是“生意清谈”的，起码不会出现蜂群蚊聚的现象，更用不着警察来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