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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劳动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有官员参加的义务劳动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劳动而被赋予政治意义，那劳动便伟大起来，既然伟大，也就天然地具有了喜庆色彩。因此我们看电视新闻和报刊上图片新闻的义务劳动都是很讲究排场的。常见的是官员们胸前一定要有用松枝彩扎的佩花，双手戴着细支白纱的手套，崭新的铁锨把儿上捆着一朵用红色绸子系成的花团。劳动的现场也时常配以鼓号乐队和震天动地的鞭炮。
这样的劳动一般来说经济效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这可以从每一把铁锨上那铲挖的大约只有几两重的土沙就可以计算出，如果再刨除首长们的安全警卫费用，那么其产出折合成金钱恐怕还不够买红绸子和鞭炮的，甚至很可能亏本儿。但其社会效益却是怎么计算也不过分的。
第一，官员参加劳动，表明他们热爱劳动，喜欢劳动，愿意劳动。他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只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和革命分工的不同才使他们离开了光荣的劳动第一线。现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劳动，就是给其他的劳动者作出一种示范、一种表率、一种动员、一种号召、一种鼓励；第二，官员参加义务劳动，还表明他们是与民同劳的制造者，不管是锣鼓喧天，还是那铁锨把儿的大红绸子都向所有的人们昭示着一种喜庆、一种和谐、一种胜利、一种火爆、一种鼎盛。
义务劳动在这里已经丧失了它的主要目的，这种主权旁移表现出了我们的悠久传统，铁锨把儿上的红绸子就是宣言书、就是宣传队、就是播种机，就是以形式实现声势，试图以声势浸润人们的思想以求得所谓的社会效益。这当然也是义务劳动的组织者所想达到的目的。为了达此目的，在铁锨把儿上系上红绸子，其实就是在给官员们进行政治装饰。而对于政治装饰又为不少官员们所喜爱。所以义务劳动者胸佩花团，铁锨把儿要拴红绸子就变成了一种符号，表面上看火爆、热闹、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就像戏台上的刀枪，耍起来眼花缭乱，美不胜收，但在真正的战场上，最终还不如一根烧火棍而已。西谚有云：鸟儿的翅膀拴上黄金就不会高飞。那么，同理，铁锨把儿系上大红绸子，那铁锨还能甩得起来吗？
当然义务劳动的组织者会说，之所以在铁锨把儿上系上红绸子是给他人一种精神上的鼓舞，而精神一旦被鼓舞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被传唱了多年的老调子，几乎堪称经典，但往事并不如烟，大跃进时，15年超英赶美时，大搞人民公社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文化大革命时，哪个时期，哪个地点不红旗风卷如画，又有多少人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可精神不但没有转化成物质，反而连原来残存的那点儿物质也被消蚀殆尽。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面子和做戏，无论这官做得怎样，都少不了几把万民伞和几块德政牌；无论事情干得怎样，大红花先戴起来，鞭炮也响起来。农业学大寨时，干旱的土地已经开裂的似龟背，可漫山遍野的红旗依然猎猎作响。所以这中国传统极具虚伪的一面，与义务劳动中铁锨把儿上的绸子一样被说成是中国的符号恐也不为过。而且这个符号也有很悠久的历史。过去中国皇帝们每年要搞“圣驾躬耕”所谓圣驾躬耕，不是说皇帝要弄二亩地种种；收获点瓜果梨桃小杂粮吃吃。而是先搭一个方广五百步的顶棚，地下铺上用细箩筛过几遍的黄土。然后再由小戏班装扮成各式的百姓，手执乐器高唱太平曲。耕地时皇帝手扶金龙犁，由二老人引犁二老护驾左右在黄土地上往返走三遍。最后众“百姓”高呼万岁，皇帝算是“劳动”完毕。我们想一想，这皇帝老儿用的金龙犁和那小戏班装扮的百姓是不是与铁锨把儿上的红绸子一样，像一种符号，透视出某些中国人骨子里的虚伪。
劳动就是劳动，也不管是不是义务劳动，其目的都是创造价值。即使是有官员参加的劳动也不是什么大喜之事。设想一下，官员们一露面就佩花，就扎红绸子，进而一讲话就是为共产主义而献身。而背后贪污腐化，老百姓会怎么想，怎么看。如果一个社会里，官员们都有前后两张脸，会场上是公仆，宴会上是酒徒，会上讲为人民睡不着觉，而会下吃喝嫖赌。那老百姓又怎能文明起来。铁锨把儿上拴红绸子的事看起来很小，但折射出来的问题，折射出来的中国人那种好哄、好嗡、好吹、好擂、好虚荣、好大喜功的心态，足够你想一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