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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诸王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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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b>译文</b>

    贞观七年,唐太宗封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父子之间,哪有不想经常团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国事有所不同,必须让他们出去担当重任,作为国家的屏障。并且要让他们及早明白自己的职责,断绝他们对太子位置的野心。这样,我死了之后,也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所分封的诸王都因为所给的权势不合适,没有预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会有灭亡的灾祸。君主大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沉溺于私爱,因而没有借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的教训。现在诸王当中,有的过于受宠,我担心的不仅是他们倚仗宠爱而骄奢自大。从前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后,对陈思王监视禁闭,把他当成监狱里的囚犯,这是由于先皇加恩太多,继位的君主加倍提防他的缘故。这说明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害了他啊!而且皇帝的儿子何愁不富贵,身封大国,食邑户数不少,衣食无愁,还需要什么呢?而且陛下每年还另外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全无规定限制。俗话说:‘穷了不用学节俭,富了不用学奢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创业的目的,难道仅仅是处理安置现在的子弟吗?陛下现在应该制定长远的规章,让万世遵照执行。”疏奏呈上后,太宗相当赞赏,于是赏赐马周绢帛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供给魏王府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太子,于是向唐太宗进谏说:“古代圣人制定的礼义,是尊重嫡子,不重旁支的。作为太子,地位极其尊贵,日用的东西与钱财货物不加限制,跟君主没有什么两样。庶子地位低下,不得与太子一样享受同样多的俸禄,这也是用来防止嫌疑,以便根除祸乱的根源。可是古代的圣王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然后才制定国家法律。他们知道有国家,必然有亲疏贵贱,虽然一般人的子女也值得疼爱,但不得超过尊贵的太子,这种法体必须尊崇。如果不能确立各人的名分,就会造成应当亲近的人却被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却被冷落的局面。这样,谄媚取巧之徒就会乘机兴风作浪,以个人恩怨危害国家,捕风捉影。臣希望陛下为国家制定明确的法令,颁布执行,让您的功勋流传千代,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陛下日理万机,或许还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完美。我的职责是指正您的过失,不容许有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发觉供奉给太子的东西比魏王还少,朝廷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后,都觉得做得不妥。左传上说:“我听说爱孩子要用礼义来教导他。‘忠、孝、恭、俭’,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过去汉代窦太后和汉景帝不知道‘义’中所蕴涵的道理,于是娇宠梁孝王,封给他四十余座城池,封地达到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骄纵奢侈,大肆修建宫室,他的宫室四处可见,所费钱财更是数以万计,他出入都城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谁知他遇上不得意的事情,竟然发病而死。宣帝也娇惯淮阳王,差点造成汉的败落,最后仰赖退让之臣的辅佐,才获得幸免。何况魏王年龄还小,涉世未深,我希望皇上经常用礼义加以训导,选择良师教他兴亡成败的道理,既接受礼义方面的教导,又接受文学方面的熏陶。这样既通过忠孝进行教育,又用道德礼义加以约束,必然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的教化方法。”太宗听了他的话,十分赞许。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当今国家哪些事情最为迫切?请你们每个人对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使百姓得到休养。”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边境的少数民族。”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论语上说:‘用德来感化他们,用礼来规范他们。’从这方面来说,礼义最为紧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不久整个中国都会慑服于陛下的恩威,一个个循规蹈矩,不敢胡作非为。但太子、诸王,都必须有各自的名分,陛下应该制定一个法令,留给子孙万代,这是当今最为紧迫的。”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我快五十岁了,已经感觉精力不足,身体日渐衰老。将我的长子立为东宫太子,另外我的弟兄和儿子将近四十人,我常常为此担忧。但自古以来,无论亲疏都没有好的办法。你们得为我寻访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太子,还有各个皇子,也都需要正直之士来辅佐。不过侍奉诸王的官员,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一久就会加深情感。王室祸乱,大多因此而产生。所以,诸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

    <b>评析</b>

    太子身为皇室继承人,将来必定君临天下,统治万民。因此,君王应早日确定太子与诸王的名分,确立太子崇高的地位,断绝他人的非分之想,避免发生兄弟间争权夺势的惨剧,这也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