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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觉得明朝，尤其是中后期的选官制度也是有待商榷的。
朱元璋觉得，在天幕的嘴里,他的大明似乎千疮百孔,处处漏风，没什么好的地方。
麻了。
没错,u接下来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大家经常听说过的一类官员。
翰林。
翰林学士是内阁阁臣的重要来源，甚至到了明朝中后期发展出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样的选官潜规则。
让我们来康康这种说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以及它的优缺点。
有点子荒唐
翰林虽然是近臣,可是不通庶务怎么能当好主政官员
要说翰林，就不得不先说说科举了。
唐代开科举时有数十科之多，进士只是其中一科,考的是诗词歌赋和时务,为啥呢因为进士的目的就是选拔适合充任皇帝文字处理,顾问建议职务的人。
说白了，就是招秘书。
问题在于,这不是普通人的秘书,而是皇帝的秘书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首长的秘书那就是相当于半个首长，即使地位比他们更高的人也要客气恭敬。进士于是成为科举中最显贵、最清闲、提拔最快的一科,很快压倒其他科,成为科举的代名词。
而且，由于进士这一科设置的原意是招秘书，所以不管是唐宋考诗词歌赋还是明清考八股，都不涉及实务,仅仅是道德文章。即使是八股中的策论，也属于“键政”一类的清谈。
因为进士考试内容和职务需求是相匹配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又从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学侍从中选拔优秀人才，来充任翰林学士，专掌内命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的文件，如任免宰相、宣布讨伐令等。
由于翰林学士参与机要，有较大实权，所以当时号称“内相”。
从这个时候开始，宰相等高官的升迁便有了两种路径。
一个是传统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浊流迁转路线，一个是翰林学士型快速超擢的清流迁转路线。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这句话是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张九龄说的，但跟张九龄同时期的奸相李林甫就完全没有州县的基层从政经历，走的都是“太子中允”、“国子司业”、“御史中丞”这种典型的清流路线，然后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始宰相生涯。
到了明代也是延续着这两条路。
朱棣心里有些明白问题在哪里了，这个锅怎么着都得算在他头上吧
其实他觉得他的大胖儿子天天带着内阁那些人处理政务也挺好的，毕竟他自己在治政方面的能力有些欠缺。
先说清流。
内阁的定位一开始也只是词臣，如果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广义上的“翰林学士”，是纯粹辅助皇帝履行“代王言”的职能。
朱
元璋当初废除宰相设置这些大学士顾问的时候，明明白白说的就是“辅官”。大明朝廷的政治运转，等于是把传统的宰相权力进行拆分。在明廷中，最终决策权在皇帝、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六部有政策执行和方案粗拟之权，科道系统有封驳监察权。
这套制度下，皇帝成了实际上的掌舵人，内阁是出谋划策、整理文书的师爷，约等于我们今天的办公厅、秘书室、侍从室之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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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阁老、内阁大学士，本质上还是“学士”，是词臣，是皇帝的政治秘书。
所以你们看，内阁的最开始的出身是和翰林一样的，他们都是一家人，弘治、万历两朝曾两次修明会典，就直接把内阁放在翰林院的下属。
朱元璋狠狠点头，简直说到他心坎上了
他心里就是这么打算废除宰相，瓜分宰相职责的。不然成天弄这么个“副皇帝”在身边，想变成权臣还不是轻而易举
而因为内阁这样的出身，所以它的选拔方式也是偏向于翰林院那种“做题家”的方式。
要先考中进士，才能取得入场券，更高级、更清贵的，那要属庶吉士。
庶吉士的选拔被称为“馆选”，一般是在进士科的第二和第三甲中进行选拔。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不用选，直接会被授予翰林修撰、编修的职务。
二三甲的进士想要参加馆选的，要在观政一个月内，向礼部呈交自己平时所作的诗、赋、论、策共十五篇。
礼部在审阅之后，会将这些作品进行编号整理，这一过程不会暴露考生姓名，然后交给翰林院。
翰林院在查阅之后，觉得可以就可以按号择人，然后再由礼部与内阁出题对考生进行考核，本次答卷的水平如果和先前送上来的文章水平相近，就算是通过了预选。
庶吉士的管理和考核非常严格，平时会有馆课，每月还有两次阁试。馆课就是日常的课业，由馆师每日检查督促。
阁试相当于月考，题目由内阁大学士所出，成绩要进行登记造册。在三年之后，庶吉士学成，就算是毕业了，称为“散馆”，之后就要给他们授职。
庶吉士们在毕业之后，会根据历次阁试的成绩定等，表现优异的就可以留在翰林院供职，其余的也可以在京师担任给事和御史等科道职位。
由于庶吉士都是这样优中选优，所以也因此成为阁臣的重要来源，被称为“储相”。
朱棣“好复杂”
朱高炽轻轻咳了一声，小声提醒道“父皇，其实洪武时期就有庶吉士啊，皇爷爷选取一部分进士进入六部观政学习，这些人就是庶吉士。”
朱棣不高兴，瞪了他一眼道“这个朕知道”
他感慨的是后面发展出来这一套复杂的考察、选拔制度。而且听天幕的介绍，后来的这些庶吉士怎么只待在翰林院里，没有进入六部学习
而另一条对应的所谓浊流，那就是普通的那些进士、甚至
举人，从七八品的小官开始做起，一点点的熬资历、迁转，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外放到地方做长官，主政一方，最后熬个二三十年，能进入到六部做个侍郎或尚书。
由于明朝前期内阁还没有那么大威势，宰相的权力一部分分给了六部尚书和侍郎，所以这一路，也可以看做是非常传统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一种变形。
于谦就是在外地做了十九年的地方官，天南海北跑了个遍，熬死了两任皇帝，才在土木堡之变前刚刚调回京城当兵部侍郎。
在内阁刚成立的时候，作为一个顾问性质的秘书团，是决不允许与外廷发生直接公文往来的，大九卿的文件也不会上报内阁决策。那时候的内阁，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愿提出意见，并报司礼监披红后抄发六科、再要求相关部门执行。
当然啦，内阁怎么可能甘心呢
前面咱们梳理过有明一代，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和以内阁为代表的“相权”之间互相斗争的脉络。
其实文官就是铁板一块么那必然不是啊
前面提到的所谓“相权”，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而采用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明朝的内阁从未在法理和国家制度上有过真正的“相权”。
天启朝的内阁首辅、东林党大佬叶向高就说过“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
内阁虽然能够通过各种票拟、草拟诏敕的方式影响皇帝决策，但说到底它的权力始终需要依附皇权，甚至在六部等外廷官员看来，内阁一开始代表的是内廷，是皇权，是皇帝管理他们这些官员的另类“通政司”。
这种冲突一直到嘉靖时期，靠着夏言、严嵩连续两个强势的内阁首辅，终于是“东风压倒西风”，把内阁置于六部之上，内阁才开始逐渐具有威严性，直到张居正时代，到达人生巅峰。
这也代表着清流路线逐步胜出，完全压倒了传统的履历地方浊流。翰林出身的官员自然也是一路水涨船高，尤其庶吉士，成了第一等的“人上人”，傲视群雄，再也不是服侍皇帝的词臣了。
朱元璋行，抖起来了。
这种膨胀，其实再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就有苗头了。
明朝宫廷在上元节有张灯、于鳌山燃放烟花的习俗，这是从永乐、宣德以来的老传统了，一始规模很大，花费确实比较多，毕竟新春佳节嘛，宫中的太后、皇帝、皇后、嫔妃们也都爱看热闹，顺便也让文武群臣、在京军民百姓一同观看，与民同乐。
于是成化三年的腊月，明宪宗也按照惯例准备张灯结彩、举办鳌山烟火。
元宵佳节，如此盛会，没有诗词歌赋吟咏一番大明盛世怎么行呢于是就命令翰林院的学士们准备撰写几首应制诗词，到时候为新春助助兴。
不料此举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
经过永乐、宣德直至正统、景泰、天顺等几朝数十年的发
展，内阁、翰林院的地位水涨船高，而作为未来储相的翰林学士们更是自视甚高，皆以未来宰辅自比。
我等堂堂储相，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可不是前代那些供皇家消遣的御用文人，什么写诗唱和、陪酒助兴、供奉文字可不是我们的该做的
羞辱储相，简直big胆，皇帝也不行
感到受了侮辱的翰林们愤而上疏，概不奉召。为首出头的是翰林编修章懋、黄仲昭等，慷慨激昂的给成化上奏章。
啥玩意儿
朱元璋和朱棣出现了同款疑惑。
宋濂刘伯温这些大儒文官也在心里暗暗纳闷陛下让你作诗填词是给你脸，一旦获得赞许还能把诗词刊印下来，说不定就流传后世了。
怎么还给脸不要脸呢
奏疏很长，我给大家归纳一下。
首先是老套路，欲抑先扬，先夸一下皇帝张灯放烟花之举大概是为了讨两宫皇太后的欢心，虽然孝心还是可嘉的，但这种糜费巨大的玩乐之举并不值得提倡。
而且众所周知，两宫太后恭俭慈仁的德行闻名天下，怎么可能会以这种事为乐呢
接着又指出现在天下不宁，各地战乱、灾害时有发生，朝廷财政吃紧，正是节衣缩食共度艰难的时候，两宫皇太后也应当与天下同忧。
然后话锋一转，悲愤得说道“陛下你不该这么侮辱我们啊，我们职责是“论思代言”，是给教坊致辞的宋祁、苏轼之流能比的嘛写这些玩意儿不仅是对陛下您不敬，也是自取其辱。”
我估计成化收到奏疏肯定一脸懵逼，不知道自己哪里捅到这些清流的x点了。
实际上洪武、永乐、宣德年间，皇帝经常召集翰林们一起喝酒、吟诗作词，有什么节庆或者重大场合，写几首应制诗词再正常不过了。
就连宋濂那个心里有大元的家伙，都曾多次参与朱元璋的诗酒盛会，很多时候还喝得醉醺醺的，应制诗也作过，当时都以为君臣相处融洽的乐事，可没人说这是侮辱不敬。没想到到了成化年间，这些人还端起来，架子摆得够高啊
宋濂求求了，放过我吧。
他已经感受到陛下不经意间瞟了他一眼，那眼神里的寒意让他不自觉打了一个哆嗦。
奏疏的最后，他们还表明心迹，以示自己的忠诚正直之心，建议这等事就全部禁止废除了吧
成化看完后很生气。
元宵张灯、翰林儒臣应制撰诗，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说他们“不通典故，妄言讥议”，等于就是说他们狗屁不懂，胡说八道，根本不配在翰林院当官
所以最后把他们几个打了一顿，贬到犄角旮旯去了。
但是翰林这些清流的膨胀，也能管中窥豹了。
朱元璋心里暗叹真是反了天了
当然，清流浊流这两条路也不是完全的泾渭分明，也有一些翰林会主动申请外放，去地方做出一番成绩，然后风风光光的回京担任六
部高官，或者也有不是庶吉士甚至不是进士出身的能够晋身内阁。
但是相对来说，这些都是少数。
有历史学家统计过明朝162位阁臣入阁前的履历，其中进士出身的157人，当过翰林官的有139人，考取了庶吉士的则有87人。
当然，这162个阁臣中，崇祯一朝就贡献了50个这也是崇祯乱搞的一个经典表现。
再刨除掉永乐、洪熙、宣德他们祖孙三个草创时期的18位，剩下那一百位的出身和履历，基本可以对应“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为储相”这两点中后期的选官潜规则。
崇祯脸上变得有些煞白，他居然换了五十个阁臣
啊这他也太能折腾了。
可在u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162个人里，担任过地方官职的，只有21位，其他都是走清流路线的，包括大名鼎鼎的张居正。
张居正在考取庶吉士后，一直在翰林院和东宫之间当了二十年清流，然后一举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过月余，就与太子潜邸故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可天下又有几个张居正呢
这些清流出身的翰林官没有经过基层的锻炼，没有地方工作经历，对庶务不能说一窍不通吧，至少也是两眼一抹黑，能力不足。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书生匠气，长于道德文章，短于治政抚民。
隆庆朝的内阁首辅高拱，曾经就直白地批判过这种阁臣铨选方法“圣祖罢丞相，分其权于六卿，而上自裁决。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代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
“嗣后遂理机务庶政。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
“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
“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
“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材，远矣。”
朱元璋赞道“这奏疏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
只会写道德文章的词臣，连怎么种地都不了解，怎么能管理好民生
但是，制度和政策具有延续性的，创立时的重大缺陷可能并不会随着发展而自然修补好。而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能以个人意志打破延续性，修补制度的缺陷。但是很遗憾，有明一代不管是君主还是首辅，这种给制度和重大政策补窟窿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内阁的权柄越来越大，越来越正规化、制度化，可阁臣的铨选却没有进行适时的调整，导致许多阁臣都是些“笔下虽有前言，胸中实无一策”的
清谈选手，政治上逐渐丧失活力，政府自然也就逐渐丧失社会管理能力。
大明的糜烂，有他们的一部分贡献。
朱棣负手而立，仰头盯着天幕，心里想道这是点他啊，内阁是从他这里开始正是草创的，后期发展成这样，他得背一大半的锅。
要是从一开始就定好规范，也不至于走样的那么离谱。
这里延伸一下，到了清朝的军机处，也许是吸取了明朝内阁的教训，所以军机大臣的履历比明朝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清朝的军机处里不光有文臣，也有武将和亲王。比如刘统勋、阿桂、福康、袁世凯等都是武将。而文官如尹继善、鄂尔泰、左宗棠等都有主政地方的履历。虽然我大清的政治政策就那么回事儿吧，但是军机处的多样性比内阁完善一点
朱棣可以，抄了。
虽然说，这肯定是引起文官集团抱团的强烈反对，但结合前面所说的那些事，他真的要好好谋划一番，组织文官的一家独大才是。
由于明朝后期，翰林的清贵举世皆知，所以大家在科举这件事也更加的内卷，随之而来的操纵科举、科举舞弊更是没法避免。
甚至在万历年间，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科举舞弊案。
有多离谱呢
这么说吧，半文盲一路买成了会试第一。
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放榜。吴江籍考生聚在榜前一看，吴江籍考生沈同和名列第一高中会元。
沈同和这个人平时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天天在外面仗着当官的爹为非作歹，就这样一个人，竟然通过了乡试，现在还通过了会试，还拿了会元，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此这些考生怒不可遏，有的人当场抓起一把泥巴把榜上沈同和的名字糊上了，然后众人闹闹哄哄到了衙门，要朝廷主持公道。
这件事不久就传到了万历皇帝的耳中，引起了他的重视。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舆论，万历没有办法，只得让礼部再次准备复试。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么
礼部复试的题目叫“明君必恭俭礼下”，出自孟子。但是沈同和这个半文盲会啥啊一下子就露馅了。
要说这个沈同和也是贪心不足，通过舞弊买到了举人功名还不算，竟然要接着考进士。
你啥水平心里没点数
结果他也是处心积虑，他为了找会试的枪手15”，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同乡举人赵鸣洋之子。这样他们就是儿女亲家了，这个赵鸣洋左右也拗不过人情。
到了会试时，沈同和拿到试卷苦思冥想也下不了笔，把身上带的小抄翻烂了也就完成了一篇，而会试一共要写七篇但他的亲家赵鸣阳是真的有点东西，连构思带落笔两天时间写了十三篇，完成了两个人的答卷。
等到会试结果公布时，这个沈同和居然拿了第一名，夺得会元；而赵鸣洋也名列前茅，拿了个第七名。
咱就是说，老赵你有这水平至于违法犯罪说不定庶吉士都能考上。
但这也侧面说明了，科举舞弊的猖狂。
自北宋之后，文人儒士都喜欢将横渠先生那四句话挂在嘴边标榜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绝大多数人，都是满嘴的仁义道德，实则一肚子的蝇营狗苟，简直玷污了张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