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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上)
杨宇霆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字邻葛，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叁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叁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张作霖死后，杨欲夺取东北军政大权，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1929年1月10日，杨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枪毙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
人物生平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凌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
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时，家境已好转。父亲靠劳动起家，认为读书无用，因此反对宇霆上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私塾。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我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姜登选、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孙传芳，会办陈调元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孙传芳、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等副官高凤岐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1928年5月17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痕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造福家乡：
第二次还乡
1926年杨字霆第二次还乡，县政府组织盛大欢迎仪式。我是学生乐队的小鼓手，站在队伍前列，看的比较清楚。欢迎者都在南门大道路西列队等候，各人手持国旗或彩旗。行列中有县长等领导官员，有各界首脑人物、地方绅商名流及各学校师生。大队排的很长，南起周地沟，北至十字街口。东侧有地方警察队持枪面向外。据说辽河以南由沈阳军队戒严，辽河以北由法库警察队负责。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时时传来警笛声，并不断有消息传来——过河了——过三面船了——过大孤家子了!法库农民家庭出身的这位人物，真是衣锦还乡，显赫一时了。最后一次笛声，使警戒人员立刻紧张起来，听到从南面传来的由远到近的汽车声。不一会儿，见到警戒的警士，面向外举枪敬礼。这时日本领事馆法库出张所的日本人，举着-面日本国旗，也来欢迎，被赶到沟东的一个高岗-上去。紧接着开来两辆警卫车，警卫人员全副武装，身着黄色呢料服，腰间配带两支手枪，手持冲锋枪，车停后立即跳下车，作扇面形的警戒线。须臾第三辆黑色小轿车停下，走下一位副官打开车门，于是这位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头形椭圆，浓眉大眼，光头，肥胖的两腮刮的亮中透青，精神饱满，体格健壮。他身着黄色礼服，头带青色大礼帽，穿-双黑色松紧元宝式皮鞋。他下车后，警卫人员团团围住，地方官员前导，他缓缓前行，手持礼帽，边走边说：“谢谢!谢谢!”这时军乐大作，欢迎声震耳。车队缓慢前进，第四辆灰色轿车内坐了三位妇女，据说是如夫人和仆妇。接着是长长的八辆警卫车。车上有一半人下车步行警卫，都是全副武装的年轻卫士。杨宇霆在南门外设立的欢迎棚内略事停留，旋即登车直驱地方储蓄会，临时休息。在赴西街平治校时，储蓄会会长陈丹林被邀同车而行。该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杨作了讲话，时间不长，声音小，学生队伍都听不清楚。午后就驱车赴距县城十五里的他家乡蛇山沟村，一路都有岗哨戒备。第二天就返回沈阳。
建设家乡的宏伟计划
据储蓄会知情人说，前一次杨宇霆回法库时，由沈阳至法库架设临时电话专用线。杨到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副官接过电话后，向杨报告：“雨帅请督办讲话”。原来是张作霖亲自打来的，问是否已到法库，并希望杨明天返回沈阳。那次回来杨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负责人，倡议法库要抓紧办三件事：一、筹建平治学校，地点在西街，建教学大楼；二、筹建电灯厂；三、扩大储蓄会资金，使它成为地方性的银行(有限财团)。另外成立“沈法汽车公司”。这些筹建资金和物资以及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皆由法库籍在沈阳和在省内各地官员出资赞助；杨本人也投资一部分；还以杨的名义向省内名商大贾募集。计划平治学校建设资金为银币四十万元；电灯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三十二万元(发电机组是由安利英行赊购的)；地方储蓄会是地方有限财团，通过省政府的正常手续批准的，股金银币五十万元，居于省乙等储蓄会。这些组织机构设有临时筹备处和董事会。是年冬由沈阳到法库的大道上，雇用农民大车，运来大量原木、电杆、水泥，以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同时又做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平治学校建楼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砖窑，窑的中间打深水井，以备生产青砖使用，一次可出窑十万多砖。1925年春平治学校及电灯厂工程齐头并进，昼夜施工。电灯厂的发电机和锅炉的安装以及内外线的架设全由当时奉天兵工厂的电厂派员支援建设的。法库城内一时满街埋电杆，架电线，一派兴旺景象。全部工程仅用一年，速度惊人。
兴建法库电灯厂
民国十六年(1927)春，法库电灯厂建成，试车发电。该厂装机容量为三百五十马力，是一台开放型交流发电机。蒸汽机是英国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双筒立式拉杆引擎机，带冷凝器四百马力一台。锅炉是拔柏葛水管式链条炉床，每小时出力四吨燃煤量。当夜间首次发电时，隆隆的电机运转声响，振奋了人们的心弦。大街小巷的路灯，闪铄照耀有如白昼。各机关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装了电灯。法库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夜，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法库办电计有三次。第一次某创办人在大东门外建立厂房，但后因资金不足中途报废了。第二次是方中岳在天主堂西院，设立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真已发了电，但因锅炉小，不适应机组的需要，后来又买了一部锅炉，由铁岭运到夏家楼时，因资金不足无力再运，终使这个发电不久的电厂仅昙花-现就停办了。这次成功的发电给法库带来不少好处，不仅照明用电，以后还有多数粮油加工厂用电机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卫生，掀开了现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页。当时除了路灯三百多盏外，租、表灯不过三千多盏，粮油加工业设备容量仅为一百多马力。电厂于是白天检修，夜间发电，当年总发电量为四十五万度(千瓦小时)。法库发电厂的组织机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厂长一人，处理全厂业务工作，每月向董事会提出一次“经营报告”。厂长下设工务、业务两部，工务部下分电机组、锅炉组、内外线组；业务部下分会计、材料保管、电费结算、收费和总务。各设专职组长，共有从业人员三十余人(不包括董事会人员)。第一任董事长王智(鉴甫)，厂长杨宝衡。1929年1月，“杨常事件”发生，对法库电灯厂有所冲击，但正常业务并未中断。杨宝衡辞去厂长职务，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长，以后历任有杨怕蕃、张连仲等。电灯厂生产用煤年计划为二千吨，由铁岭日本人经营的煤场订购。每年冬季利用辽河冰冻季节，雇用农民大车，一冬全部运完。
法库地方储蓄会
法库地方储蓄会的组织机构：有股东代表会，每年定期开会一次，研究解决一些重大事项及红利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由会长全面负责。根据杨字霆的意图，以其父杨永昌为名誉会长，由股东代表会公推当时法库颇有名望的陈丹林和王占元为正副会长。并由会长遴选王春浦、刘会文分别为正副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地址在法库镇裤裆街路东原地方储蓄会筹备处。民国十五年(1926)春开始营业，经营范围主要是向镇内工商业者投放贷款，投放期三、四个月不等，最多不超过一年。经理下设会计室，有主管会计一人，助理会计二人，文牍员一人、厨师一人、勤杂一人。
贷款利率不是法定，比东三省官银号利率稍高，比一般银钱号利率略低。投放对象由经纪人从中介绍。经纪人有两个组织，共十余人，各有负责人。他们都是过去的老商人，个个精通业务，了解市面供需情况，传达金融信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按投放贷款的多少，所得为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每月终结算，一次付给。
储蓄会募集的股金，是以“奉票”按市价核为银币的，所以每月的收支，都以“奉票”记账。由于军阀割据和不断内战：大量发行纸币解决战争费用，“奉票”不断贬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奉票”贬值更甚。到1930年春，储蓄会五十万元的银币资金，实值已不足两万元了。会长陈丹林年老体衰，申请辞职。股东代表会鉴于后继无人，研究决定报请废业。这个杨氏生前关注的金融事业，就此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