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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武院的《伐蜀攻略》虽说只是初稿，但基本对两川进行了完整剖析，提出的伐蜀策略可行性也是极高，虽则如此，这份评估却也没有太多需要说叨的地方，毕竟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
这份报告在修改、完善之后，自然会被送上李嗣源案头，若是两川形势恶化，大唐与孟知祥不得不开战，这也将成为大唐日后伐蜀行动的重要依据。
对待孟知祥，之前李从璟与李嗣源就已定下策略，也施展了众多措施。然则孟知祥认准了现今大唐无法对其进行攻伐，因而其狼子野心已愈发不可遏制，对待朝廷诏令从来都是阴奉阳违、敷衍了事。这就使得大唐明面上拿他仍然没辙——就连减赋的诏令，孟知祥也未施行。
说来孟知祥也是一时人物，身边以不乏辅佐之人，自然不会如此好对付。
前些时候，朝廷派遣李严去到蜀地催响，意欲运回蜀地府库的钱粮，李严到了蜀地之后，孟知祥不仅不奉命，反而给他安上一些罪名，将其扣押。
如此行径，已然跟造反无异，就差正式跟朝廷撕破脸皮了。
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朝廷眼下限制孟知祥的策略，是在东川节度使身上做文章。原本，东川节度使为董璋——后与孟知祥一同举事然如今董璋早已身死道消，眼下的东川节度使，乃是庄宗任命的李绍斌。
朝廷因是下令，将李绍斌移镇横海，另用大同节度使秦仕得出镇东川。
比之两川，眼下朝廷对藩镇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荆南，因为荆南形势变化得更快些。
高季兴索要夔、忠、万等州，依照李琪所献对待荆南应该“缓图急击”之策，李嗣源便答应了高季兴所请。原本此事就此罢了，高季兴得到好处，总该消停一段时日。
谁知这高季兴上表之后，不等朝廷下诏，即自行发兵占据夔州。更为过分的是，他竟然拒绝朝廷使臣入境！
如此作为，顿时让朝廷脸面无处安放，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任之由之，往后天下藩镇还有谁将朝廷放在眼里？
李嗣源大怒，欲兴兵攻伐，甚至连将帅都已选好，要以襄州节度使刘训为招讨使，攻打荆南。
若果真如此，则荆南必定如历史原迹，最终投向吴国。
时值李从璟东行滑、濮，在接到李嗣源递来的消息之后，连忙上书，请李嗣源不得妄动刀兵，并且献上应对之策：夔州既已许给高季兴，如今他夺了，给他便是。然则为惩罚其鲁莽行径，忠、万两州，不再相予。
随李从璟上书一道送回洛阳的，还有李从璟攻下濮州，尽屠银枪效节军与其家属数万人的军报。
高季兴原本还想要忠、万两州，甚至是归、峡等州，得知李守敬作乱，而百战军三日克城，银枪效节数万人被诛尽的消息后，大为惊骇，随即上表谢罪，表示愿服从朝廷安排，只字不再提忠、万等州。
由此，两者相安，李嗣源也就罢了让刘训去攻打荆南的念头。
只要高季兴还给朝廷留脸面，不让朝廷太难做，朝廷就能让他再多舒服一阵子，日后南定荆南，也不会让高季兴太难看。
然而可恶之处在于，高季兴此人，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实是恬不知耻、反复无常之辈，开春之后，闻听朝廷推行新政，知道朝廷眼下重心在新政上，有意谋求举国稳定、繁荣，竟然趁此时机再次上书，索要忠、万两州！
在这种背景下，《定荆南》之策应运而出。
《定荆南》此策并非出自军情处、参谋处或者演武院之手，而是桑维翰提交上来的进言。
桑维翰在《定荆南》中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言道，“高季兴之所以觊觎夔、忠、归、万、峡等州，一是贪利之心，二是不安之心，因贪利，故而所求甚多，因不安，故而求众自保，而之所以起此二心，一是因其蔑视朝廷，二是因其畏惧朝廷。”
桑维翰又言道，“有此心，尚不足以成今日之象，使其有所行动者，在内外之惑。内惑，源自司空梁震，外惑，源自江南杨吴。司空梁震，素为高季兴所倚重，而自恃才智卓绝，加之其人心无朝廷，故而甚不安分，每每意欲搅动风云。江南杨吴，素来觊觎荆州，欲化为己有，以固江防而拒王师，故而多有许利之言、蛊惑之词。”
桑维翰提及梁震时，对其有所评价，这个评价李从璟是认可的。对梁震此人，李从璟也知晓一些他的轶事。
前梁据有中原时，荆南向梁称臣，庄宗入主中原后，高季兴非常害怕，为避讳庄宗祖父李国昌之名，改名高季兴——他原本叫高季昌，并且要亲自入朝拜见庄宗。当时梁震就曾劝说高季兴不要去。
梁震对高季兴说：“大王本梁朝，与今上世称仇敌，血战二十年，卒为今上所灭，神器大宝虽归其手，恐余怒未息，观其旧将，得无加害之心，宜深虑焉。”劝高季兴固守自保，不要自投虎口，高季兴不听。
而后高季兴入朝拜见庄宗，归途中差些被庄宗派人杀掉，回到荆南后便对梁震感激涕零。
梁震就对高季兴道：“唐主身经百战，如今方得河南，便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如何长久？”高季兴觉得梁震说得很对，随即修城积粮，招纳梁朝散兵，日夜操练，以加强防备。
后来郭崇韬攻蜀，庄宗令高季兴为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高季兴上表请攻夔、忠、万、归、峡等州，得到庄宗应允后，却按兵不发。之后蜀国被灭，高季兴竟然大惊道：“此乃吾之过失！”
梁震此时却说：“唐主得蜀，势必益骄，骄必速亡，何足深虑，此正我等之福！”于是拾掇高季兴截住江中，遇到唐吏将蜀国财物运往洛阳，就中途劫走。前后得财四十万，杀死押官韩珙等数十人。
由此可以说，高季兴之所以对朝廷常怀贰心，并且贪得无厌，其中梁震绝对是“居功甚伟”。
桑维翰自然是知道李琪所言对付荆南的策略的，因此他的这份《定荆南》，实则是以李琪的谏言为方向，为应对形势变化拿出的具体应对之策。
他在进言中道：“欲平荆南，必先定梁震，而绝杨吴之援。梁震者，自视甚高，初高季兴闻其名，欲以之为判官，梁震耻其官小而不就，由此观之，此人非寻常财帛可以动其心，然其人胆小惧祸，若能使纵横之士说之，或可令其自绝于高季兴。杨吴之所以许高季兴以厚利，无非贪图荆州，高季兴首鼠两端，或不可分辨，倘若使杨吴有诺而不得践，而朝廷适时施以恩德，则可令高季兴知晓亲疏。”
桑维翰的策略很清晰，要让高季兴不乱来，就要断绝他的后路和希望，让他不再相信吴国，同时将梁震这个老是拾掇他与朝廷作对的人解决掉。如此一来，高季兴纵然贪鄙，不会轻举妄动，这个时候朝廷再施加恩威，安抚他惧怕朝廷而又轻视朝廷的心，他也就不会再翻腾起大的浪花来。
对这份《定荆南》的策略，李从璟与莫离商讨良久，最终认为策略可行。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要派去荆南对付梁震，离间荆南与吴国的人，实在是分外任重道远。
形势不等人，李从璟还是打算让莫离走一趟。
有在渤海扶持大明安、搅动渤海朝野的经验，莫离此去也不至于无从下手。
且不说秦王府，就连满朝文武，也没有比莫离更好的人选了。
桑维翰有些不乐意，他对李从璟说，他献《定荆南》之策，就是要自己去荆南的，“仆忝为王府录事参军，常自耻毫无寸功，此番荆南之行，正仆为国建功，报效殿下、陛下之时！”
好嘛，给官还给出个不是来了。李从璟有点郁闷。
让桑维翰去荆南，李从璟没有这个念头，不是李从璟质疑他的人品，实际上对桑维翰的能力也没什么底气。毕竟桑维翰才刚进入秦王府，说他颇有才能，那是概念认识，并无直观事迹了解。没有现实的功绩打底，上来就将如此重任交给他，哪怕是李从璟知道他是桑维翰，也不愿这样做。
要知道，往小了说，荆南关系日后伐吴大计，往大了说，攻伐整个江南，甚至是对付蜀地，荆南的作用都不可小觑。
一言以蔽之，荆南不容有失。
莫离见李从璟头疼，摇着折扇轻笑道：“荆南之行，兹事体大，兼又要谋梁震、杨吴两者，若是一人前往，难免疲于应付，力有不逮。依离之见，不如使离与录事参军同去。”
李从璟抬头看向莫离，对他会这样说很奇怪。
莫离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应付不来荆南的局面，这点信心莫离该有，李从璟也有，并且李从璟相信莫离也有。莫离提出让桑维翰同行，无异于分功，虽说莫离从来性情洒脱，更无争权之心，但如此卖人情，也不符合他一贯潇洒自在的作风。
再者，就算莫离要桑维翰与他同去，也不会说什么“一人前往，力有不逮”这样的话，他应该很淡然的说“让录事参军跟着我去便是”，而不是“同去”。前者意思是此行以莫离为首，桑维翰就是个跟班随从，而后者却有两者合作，不分主次的意思。
这实在跟莫离当仁不让的风格不相符，怪不得李从璟好奇。
然而莫离都这么说了，李从璟也有意看看桑维翰的斤两，遂同意了莫离的建议，“既然如此，此行便让你俩同行。”又看向桑维翰，专门叮嘱道：“凡荆南之事，以长史为首，不得忤逆。”
能得到这份差事，有证明自己的机会，桑维翰就已经很满意，实话说他也不觉得以他的资历，能独霸这份差事，当下很是激动的拜谢。
桑维翰退下后，李从璟望着莫离，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两人之间从来都无藏着掖着的事，“荆南之行虽然艰难，以莫哥儿之才，还无需旁人相助。再者，桑维翰此去，是帮忙亦或添乱，犹未可知，莫哥儿怎就愿意带他同行？”
莫离依然是淡然微笑，说出来的话却重达千钧，“敢问殿下，志在何方？”
闻听此言，李从璟也笑了。两人少年时，曾头顶星光，抱着酒坛子坐在院墙上畅谈天下、纵论古今、交换志向，彼时，李从璟说：“我向往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因为志高路远，必然征途险难，故而需要众志成城！”莫离摇着折扇起身，向李从璟告辞，“那是离生平唯一牵挂。希望十年后、二十年后，李哥儿还记得你曾说过，江山如画，那是你我共同的大道！”
说完这话，莫离笑而转身，挥扇出门。
李从璟怔怔看着那一袭白袍出门，嘴角笑意经久不去，没有人看到，不知何时，他眼眶有些湿润。
眼前这世上，论了解李从璟之深，非莫离莫属。
他知道李从璟的志向，所以他更加知道未来的艰难，由此更加明白人才的重要性。
桑维翰堪称璞玉，此玉质地如何，是否能够雕琢，他愿意为李从璟去试，哪怕要担莫大风险。
自古君臣有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哪个臣子敢对君王说这样的话：江山如画，那是你我共同的大道？
李从璟与莫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