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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秋水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挺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岁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得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了。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出了院回家,收到沥川的一大堆留言。
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
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得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声控灯亮了,打量他。
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得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实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箱。
我呆呆地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
沥川离开我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的院?”
“昨天。”
“出了院你就上班?上一整天?”
“嗯。”
雨衣还在滴滴哒哒地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地说,接着便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的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很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
钥匙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只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
找到钥匙开了门,我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间,四下一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人立即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拖了,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
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将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档,对沥川说:“请坐。”
沥川没有坐。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的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肢,不禁问道:“沥川,你的这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
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手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弄得彻底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昏,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嘛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
最后,好像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嘛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世,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乎乎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
坦白地说,我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世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Oops!”
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朵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见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吧,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
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木讷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地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着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又替我洗耳朵背后。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
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
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
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翌日醒来,沥川已经起床了。他去买了早饭。
他说他自己得过一会儿才能吃东西。他仍然要吃那个增强骨质的药。
我八点半上班,他一直送我到单位的门口,然后,交给我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盒子:“你的Lunch。”
我接过来,问:“冰箱里没有菜,你怎么做的?”
“菜市很早就开门了,我出去买了菜,还问了隔壁的奶奶怎么做那个粥。希望你喜欢。”
“谢谢哦。”
我去上班,沥川回家,他说他要继续做清洁。我有点想问他究竟会在这里待多久,不过,沥川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问也是白问,也就不问了。
中午沥川打电话来问我:“Lunch吃了吗?”
“吃了,早吃了。”
“你热了没?”
“没热,需要热吗?”
“怎么不需要热?你真是果蝇啊。”他在那边生气,把电话挂了。
中午吃饭我打开几个饭盒,同事们都震惊了。两菜一粥、一荤一素,还有水果沙拉和点心。我对沥川的手艺实在有点吃惊了。
五点半下班和同事们一起出来,沥川就在门口等着我。
他和我的同事握手,介绍自己,半开玩笑:“您好,我是王沥川,是谢小姐的钟点工。负责清洁、做饭和接送。”
我窘到了。因为沥川西装革履、打扮光鲜,往那里一站,大家都以为今天这里有人要拍电影。
沥川开车接我回家,晚饭已经摆到桌上了。三菜一汤,我仍然得喝稀饭。
“你看,这样,生活是不是就有规律了?”
“是的。”我赶紧点头。
吃完饭,他牵着我的手出去散步,说:“你的腿为什么还是有点跛呢。”
我腿上的钢板,过了一年才拆掉,医生说愈合得不错。我仍然喜欢体育,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
“我不觉得啊。也没人跟我说啊。”
“真的有一点儿,一丁点儿。”
“那就是残疾了。”
“我带你去瑞士动手术。”
“我哪儿也不去。”
回到屋里,他拿着一个小篮子,上面盛着巧克力和一大包他做的饼干,拉着我,去敲对面家的门。
他将碗还给关奶奶,递给她那篮子礼物,又送了两个红包,郑重地谢她,又说:“奶奶,我不在的时候,小秋多亏您照顾了。这是给您孙女的一点见面礼,请收下。”
“哎哟,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两个红包,我其实只有一个孙女。”
“另一个红包是给您的,不成敬意,买几件衣服穿吧。”
奶奶欢天喜地收了,末了,还问:“王先生,你这一身打扮挺富贵的,你不是钟点工吧?”
“我是的。”
“那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啊?”
“我……义务的。”
奶奶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笑了,说:“小秋真有福气啊。”
“不是她有福气,是我有福气。”沥川微笑地更正。
我们携手回屋,沥川递给我一张纸。
我一看,上面有十道数学题。
“给你十分钟,能做完吗?”
“干嘛呀,数学我全忘光了。”
“你可是个旧市的高考冠军呢。”
“好吧。”
他按表,我拿笔,五分钟就做完了。沥川溜了一眼答案,说:“智商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你怎么就看着有点傻傻的呢。”
我拿遥控器,点开TV,继续看电视。
沥川抱着我,我就窝在他怀里看言情剧,大把大把的流泪。晚上,我们早早上床,沥川款款地待我,我们恢复了以往的甜蜜。
戏弄了一半,床底下忽然传来细细簌簌的响动,沥川对着天花板叹气:“小秋,这里除了蟑螂,还有老鼠?”
“嗯,有两只,估计是夫妻。我还拿饼干喂过他们呢。奇怪,今天怎么只听见了一只的动静呢?”
“糟糕。”沥川赶紧用手蒙住我的眼睛。
“你抓了一只?杀了?”
“白天的时候……”某人不敢往下说了。
“沥川你丧尽天良啊。床下的那只,一定在唱歌。”
“唱什么歌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它唱它的,咱们继续咱们的。”
第二天,沥川仍旧送我去上班,仍旧交给我一大堆饭盒。这次,每个饭盒上都贴了纸条:
“我是肉粥一号,请热一分钟。”
“我是茄子二号,请热四十五秒。”
“我是红烧鱼块三号,请热三十秒。”
“我是水果沙拉四号,生吃,不用热了。”
女同事们羡煞了。说沥川把翻译社当幼儿园了。
下班沥川来接时,她们都说:“小秋,你的家长来了。”
据我所知,沥川从小就是被人伺候的,从来没伺候过别人。当沥川每天都这么做时,我在想,这公子哥儿能坚持多久。
当过了一整年,他还是天天这么做时,我就有了一种幸福感,很华丽的那种。
当然,我的幸福从不长久。我对沥川这次回来,也没什么指望。
我就这么毫无指望地和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年。感觉挺好。这一年,沥川没有工作,一张图也没画。除了替我做饭、上下班接送、陪我散步、看电影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是,在我狭小的公寓里,沥川行动不是很方便。
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沥川,咱们不住这里了。咱们找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他马上拿起了笔,说:“找什么?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样子的,你说。”
“大一点的。”
“就这要求?”郁闷了。
“嗯。浴室里多点安全设施。”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过了两天,沥川设计好了一个两层楼的白房子,各种图样都手绘出来了,一样一样给我看。
“太精致了吧?”我皱眉,“哪家公司愿意单独替你做这个?”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哦……那你会累的。你身体又不好,不能忙这个。”
“不累不累。”他乐滋滋地说。
“不行,你还得给我做饭呢。”
“这倒是。”他沉思,然后,到卧室去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哥说他来找人替我盖,条件是他和René得设计一部分房间。”
“行啊,我没意见。”
“我有意见,”他想了想,眼睛一亮,“我让他们设计地下室。”
“浪费人才呀。唉。”
又过了三个月,沥川还是每天做钟点工,一日三餐,顿顿都是他掌勺。我的家务活就只剩下了看电视和读小说。偶尔涮一下碗,被他说不干净,他还重涮一回。
我们的房子在一个靠山的小区里,里面有很多房子,我们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建好了,沥川带我去参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喜欢不,我说:
“楼上楼上我都喜欢!花园也喜欢!”
“最喜欢哪里?”
“……地下室。”
沥川苦着脸说:“完了,我受打击了……我得找我哥算账。”
我觉得,我得安慰安慰他。
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我问他:“沥川,今天是不是好天气?”
“是啊。”
“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也是。”
“那今天,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
怔住,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为难地说:“……一定要结婚吗?就这样过不行吗?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怕活不长,你又成了寡——”
“你严肃点。”我板着脸。
“嗯。”
“‘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我没意见。”
“就这么马虎吗?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不公平啊,怎么老是我吃亏啊。以后他都会说了,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
“人家就一条腿……你同情一下嘛。”
拖着他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挺和气。
“证件都有吗?有照片吗?”
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这是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他是外国人,这是他的护照、居留证。这是复印件,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合影也不是近期的,十年前的。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有一种阴谋的感觉。
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见沥川一直不说话,问我:“他不会说中文吗?”
“会的……他太激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挽住他的胳膊,做亲密状。
“他是瑞士人,我们还需要他出据一份《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大婶业务很熟悉。
我和沥川都傻眼了。
“说了吧,要你别来,你偏要来。”他严肃地看着我,“现在,麻烦了吧?”
“沥川,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我抓狂了。
“我哪里敢?”
他拿出手机拨号。
“哥,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婚姻状况证明》。
“你说是干什么用的?
“快点吧。
“嗯,就这样。”
四句话交待完毕,他收线,对我说:“我哥今天去办,晚上坐飞机,明天到昆明。”
“行,效率挺高。”我给了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大婶,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到了下午,我们手牵手,又去了民政局。沥川说,René和霁川都已经到了,他们会拿着《婚姻状况证明》在民政局等着我们。到了大门口,果然看见了他们,都穿着一本正经的礼服。我和沥川都只穿着日常的衣服。
我有点郁闷,对沥川说:“咱们应当穿得正式点,你说呢?”
“用不着吧。咱们俩走到哪里都是一对俊男靓女。”
大家互相拥抱,René和霁川祝贺我们。我和沥川进去办好了结婚证。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门口站了好多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外国人。全都穿着一本正经的礼服。大家都用激动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回头看沥川,发现沥川也怔住了。
然后,里面有两个混血模样的高中女生,忽然齐齐地尖叫:“Alex!小秋!We love you!”
沥川向她们点点头,拉着我的手说:“小秋,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和亲戚。”
我的腿有点哆嗦,面前有三十多个人呢。我低声问他:“这么多……都是的吗?”
“来了一半吧……主要的都来了。”
“这是外公、外婆。”很慈祥的一对老爷爷和老太太,“你的围巾是外婆织的。外婆一共有五个孙子,她给每个孙子的媳妇都织一条围巾。连René都有一条。呵呵。”
沥川的外婆是法国人,抱住我说了一大堆法语,然后亲个没完。
“这是爷爷、奶奶、和爸爸。”
沥川的爷爷我已经认识了,老先生呵呵地笑了几声,说:“原来安妮就是小秋呀!完了,我一见面就把她得罪了。没关系,爷爷到时候好好地陪你玩苏黎世。你别盯着沥川,说到玩,王家的人数我最会玩了。”沥川的爸爸也是瘦高个子,看得出,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奶奶的个子倒不高,还有点胖,一头银发微微带卷儿,乐呵呵的,挺干炼。老奶奶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闺女,沥川这些年多亏了有你,沥川真是好福气呀。”
沥川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叔叔、婶婶、舅舅……这是我的表妹、侄女……”
每个人都上来祝贺我,和我拥抱。
接着,我听见远处有个小伙子背着双肩背包向我跑来:“姐!姐!”
啊……小冬!!
“小冬,你怎么来了?”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系办公室,说给我买好了机票,让我过来参加你的婚礼。——他的中文我听不太懂,以为就是姐夫。”
我摸摸他的头,说:“那个不是姐夫,是René.”
沥川笑着过来和他握手:“你就是小冬,我是沥川。你姐总是提起你,我们总算见面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出租车,里面下来了的四个人却是我和沥川都熟悉的。
我们连忙过去叫道:“姨妈!姨父!表姐!表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