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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3号, 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 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 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 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一天，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 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 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 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
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 但是努力了几秒钟, 不得不放弃。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 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
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 必要场合，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我们在一起七年, 每次在谈论结婚时，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她想要孩子，我不想。
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你一定要明白，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 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
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 我不想要孩子,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
有很多次，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虽然我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得结婚。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
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如果分手，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毕竟我任职国企，她是公务员，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
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我抬头，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我问她笑什么，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
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
不过初中过后，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
“请问这趟车去哪儿？”
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很明显，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
“布鲁塞尔。”她重复道，接着问我：“你去工作？”
我摇了摇头，“随便走走。”
“那咱俩差不多。”她说。
我笑，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她才会这样问，不过她到底厚道，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
“布鲁塞尔不大，但是很有意思。除了撒尿小童、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
“我知道天鹅咖啡馆，马克思写《□□宣言》的地方。”她说。
我又笑，因为她的气质、打扮，实在跟马克思和《□□宣言》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是偏见。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这种人，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
“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
“我以为你是。”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
我一愣，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当时匆忙套上，没有留意过图案。
我脱下外套，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于是重新穿在身上。
我衣服还没穿好，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小声说道：“检票的来了。”
我回头一看，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开始查看乘客车票。
“你没票？”我问红衣女人。
她摇头，“嗯。”
“可以补。”
“我没带护照。”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她趴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又轻轻说了一遍，“我没带护照。快，帮我！”
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我已经开始骂人了，出门不带护照，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
但鉴于她是个远在异地他乡的国人，我还是压着不耐问道：“怎么帮？”
“坐到我这边来，假装在吻我！”她说完在位置上坐正，取下墨镜，同时轻轻拍了拍她身边的位置。
我本来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无稽，但是在她摘下墨镜的那一刻，我动摇了。那张脸不施粉黛，也不再年轻，但却意外的好看。妩媚中带着英气，跟我钟爱的红色正好相配。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一张跟红色如此相配的脸。
我起身移到她旁边，这个时候检票员离我们还有几排的距离。
“快点！别让他发现我们是在作假！”她说着拽我坐下来，迅速的将头靠在我肩膀上。她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柔软发丝触到我的脖子和下巴，像是某种特殊布料的触感。
“你确定这样可以？”虽然说不出拒绝的话，但我心里对这样的胡闹还有些犹疑。
“一定可以！这里是法国，即使世界大战，他们也不会打扰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她说着主动将手搭上我的肩膀，再次提醒催促我快点。
我不得不搂住她的肩膀，低头靠近她，伴随着她温柔体香袭来的，是某种危险的预感。
多年来，我恪守一个好男人的准则，自打跟方果儿在一起后，从未跟其他任何女人有过苟且。
好笑的是，这在方果儿眼里并不算是一个优点。很久以前，在我们还有心思吵架的时候，她说我薄情寡义，引用的例证是我把一位喜欢我的女下属降职调离公司总部。
“就算你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喜欢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对她留些余地。可是你却为了自己的名声，不惜毁了她的职业生涯，这就是你！”方果儿这样控诉我。
我记得自己当时气炸了，我跟方果儿说，从此以后我来者不拒，你最好不要后悔。她说你有本事做给我看！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来者不拒，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有为青年，在这个圈内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个位置，我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不能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丢掉光明大道。
“再近点！”红衣女人在我耳边说道，是惯于命令的语气，她丝毫没有诱惑我的意思，完全是在利用我。
我将她的头按在我胸前，右手穿过她的长发，捂着她的半年脸颊，同时靠近她，嘴唇贴在我自己的手上。她头发做了很好的遮挡，我相信这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借位。
“你手放开点，憋死我了。”她抱怨，下巴颏贴着我胸口一上一下。
“别说话！人过来了。”我闭着嘴，嘟囔了几个字。
她终于安静下来，我的嘴唇始终贴着自己的手，同时在心里默算着时间，大概过了五分钟，我放开她。
她扒着座椅靠背往后看一眼，不安的问道：“查完了？”
“查完了。”我说，同时起身，回到自己的座位。
“看吧，我就说有用！”她竟然还得意。
“你是中国人吗？”我问她。
她点头。
“下火车我陪你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
“不用了。到站我就返回巴黎。”她说。
“要是再遇到检票呢？再找一个男人跟你假扮情侣？”我有些生气。
“怎么着？怕我丢中国人的脸？”她笑看着我。
我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气有些莫名其妙，不得已软下口吻道：“补个证不麻烦，何必给自己找事儿。”
“好吧，听你的。”她犹豫半天，终于答应，接着又笑，眼睛眯起好看的形状，跟我说道：“谢谢你。”
“你叫什么？”我开始忍不住的想要跟她说话。
“阿凤。”她说。
“阿凤是广东人的叫法。你是北方口音。”
“那就按照北京规矩来，叫凤子。凤子……疯子。叫我疯子吧。”她临时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疯子，你好。我叫猴子。”我饶有兴致的跟她鬼扯，同时伸出手去，算是与她正式认识。
“猴子。你该不会姓孙吧。”她说着与我握手，想当然的猜我的姓。
猴子是我学生时代的外号，我叫孙宁，她猜对了。
我们又聊了些有的没的，我没有打听她为什么会不带护照、不买车票的出现在这趟车上，她也没有问我何以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现在这里。
下了火车，我说陪她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她拒绝了，我也没有坚持。她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灵活，相信即使没有护照，也能平安回家。
萍水相逢，无有所图，未必不是一段美好记忆。
我们在火车站门口告别，我步行去市中心，到达大广场地带大概用了十多分钟。布鲁塞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读书的时候来过，过去几年，也经常过来开会。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跟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喜欢它没变化。然而行程比我想的无聊，以前开会路过时看到的那些美景，现在仔细看过去，仿佛也没什么特别。精品店里卖巧克力、茶具、丁丁历险记的手工制品，并无什么新鲜；满大街的游客，人人都拿着相机，拍人和建筑物，表明到此一游。
有说粤语的一家人询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我用法语拒绝了他们。
后来我丧气的想，我还不如吃完午饭，回去巴黎的会议室好了。
我去天鹅咖啡馆吃午饭，里面多半都是中国人，自然是慕着马克思的名义而来。
白人服务生看到我，借着跟他同伴打招呼的时机说：“又一位同志，今天第十九位。”
“我不是同志，我只是饿了来找吃的。”我用法语说道，“还有，我要那张桌子，别跟我说有人预定。”
白人小伙子撇了撇嘴，带我去了靠窗的位置。我刚刚坐下，听到有人用中文在我背后叫：“猴子！”
我一回头，看到那个自称“疯子”的红衣女人正从后面的座位起身向我走过来。布鲁塞尔太小，这样的偶遇并不稀奇，尤其对于游客来说，。但我依然在那一瞬间，相信了某种被称为缘分的东西。
“我刚才要这个位置他不给我，说是有人定了。你什么时候定的位置？”疯子说着话，也不等我招呼，便在我对面坐下。
我抬头问那位叫乔治的服务生，“乔治，我是什么时候订的位置？”
乔治看着我眨了眨眼睛，似乎在猜测我跟眼前这个女人的关系，终于，他转头对疯子说：“不好意思，女士，刚才是我弄错了。请让我送一杯酒给您，表示我的歉意。”
我得寸进尺的说：“她听不懂法语。”
乔治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疯子听完跟他说：“希望你下次不会再弄错。”
我迅速点单，从头盘到甜品，一样也没落下。
等乔治走开，我感觉到疯子盯着我的目光，我抬头看她：“怎么了？”
“我在想，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即使不假扮情侣，你应该也能让我过关。”疯子笑着说道。
“为什么？”
“不穿那件外套的你，长了一张常年出入欧盟总部的脸，他们不会为难你。”
“乔治还是个小孩子，他看不出你才是应该被招待的贵客。”我笑说，由于中午天气变热，我早就脱掉外套，这会儿身上是衬衣西裤。
“你说得对。我是不应该跟小孩子计较。谢谢你帮我出口气，祝你用餐愉快。”疯子说着要起身。
我伸手将她按在座位上，“我点了两份，一起吃。”
“我饱了。”她说，明显是在耍大小姐脾气。大概平时去哪里都被捧着惯了，今天竟被一个男服务生歧视，令她自尊心受损。
“好吧，我陪你换一家。”我说着起身。
“算了。”疯子又改变了主意，“他不是说送一杯酒嘛！不要白不要。”
我发现我有点了解她了，她不是那种会真正发脾气的人。
“怎么样？去大使馆顺利吗？”我再次坐了下来，顺理成章转移了话题。
“顺利。”她说。
“打算玩一下再回巴黎？”我又问。
“最好不用再回去。”她说。
“想回国？”
她摇头，“我觉得布鲁塞尔挺好的，刚才从长廊那里逛过来，那里真美，可以在那下面开一间巧克力店，要是有长成你这样的人去买，可以狠狠的敲一笔。”
“我像是容易被骗的？”
“你像是有钱的。”
“咱们右边桌子正对着你的两个男人，你觉得他们谁长得比较有钱？”我逗她，知道她还是在为乔治把靠窗的位置给了我而没有给她耿耿于怀，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这种小心眼很可爱。
她接受我的挑战，手撑着头假装看餐厅的画，实际是在打量右边桌子上的两个人，样子看起来无比认真，终于得出结论说，左边的比较有钱。
我笑，知道她一生应该都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告诉她，右边男人应该是左边男人上司。
“凭什么？”她希望我说出原因。
“凭经验。”我说。
“好吧，我确实没什么职场经验。”她说，“那么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一个人出来旅行？”
“我是什么样的人？”
“掌握世界经济命脉的人啊。”她说着捂嘴笑，再次体现她的厚道，稍微讽刺别人便觉不好意思。
我自然不会因为她的讽刺而不高兴，我在犹豫要不要跟她说真话，但最终觉得，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开了五天会，太累了，逃一天班。”我告诉她。
她笑出声，“真的吗？”
“真的。”
“会有什么后果？”
“不知道。可能生意谈不成，也可能一切都照常进行。”我说，想着巴黎会议室里这会儿的情形，应该还没吵完，否则薛琪会找到我的。
“如果生意谈不成会怎样？”疯子问我。
“谈不成我就留在布鲁塞尔，去你开的巧克力店买巧克力。”我笑说。
她听我这么一说，又眯眼笑起。我发现她很爱笑，而且笑得极有感染力，我总是不自觉的被传染。
我跟疯子好好的吃了一顿饭，从头盘到甜品，花完两个小时，从王小波谈到马克思。我从不知道在工作以外，我也能有这样好的表达力。
吃完饭，我们在城里瞎逛。她在老区的每个橱窗前都逗留很久，我看着我们的影子倒映在橱窗里，意外的沉静，我想我会记着这场景。
我们经过萨布隆大教堂，有人在那里结婚。所有人都争抢着要去跟新郎新娘拍照，他们脸上洋溢着显而易见的幸福。
我带她去郊外看原子球塔，再次回到市区已经五六点钟，她说有人从巴黎来接她，她得回去了。我心里不舍，但却无法挽留。
我站在街边，正要跟她告别，却忽然听她说道：“你看，那里有个雕像。”
我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一个人形雕像，那人穿着风衣，手插口袋，低头前行，样子忧伤。布鲁塞尔跟巴黎不一样，巴黎的雕像无论是人还是马，基本上都是昂扬的。可是布鲁塞尔的雕像，总是有太多的情绪。譬如一条看上去无比欢快的狗，譬如一个看上去有些寂寞的人。
疯子对雕像产生了兴趣，她从大路上下去，走到了雕像的旁边。我跟在她后面，看到了雕像下面的说明，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家。可惜我没听过这个音乐家的名字，不知道他的故事。
疯子站在雕像下面，指着那位音乐家的脸说：“我早上在火车上第一眼看到你，你也是这个表情。”
我笑，“男人们偶尔都会有些厌世。”
她没再说什么，我心里渐渐升起一种难过的感觉。
“前面就是车站，我送你过去吧。”最终，还是她主动告别。
我说不用了，人生何处不相逢，说不定我们回头在巴黎还能碰到。但事实上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巴黎碰到。巴黎跟布鲁塞尔不一样，它太大。
她没有坚持，我跟她挥手告别，大步往中央车站走去。欧陆夏季，白天悠长，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几乎刚刚偏离中天，照的人眼花缭乱。我为躲避暴晒，快速的进到车站里面，行走在椭圆的幽长通道，我忽然发现我好像忘了一件事，我还没有问“疯子”真实的名字叫什么。
想到这里，我即刻掉头往车站外面走，谁知刚走了两部，便听到“轰隆”的一声，那声音巨大，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我顿时有些发懵，但想着最近的局势，我拔腿便往外面跑。
通道里的其他人看我往外跑，便也都跟着跑起来，接着我们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往我们相反的方向跑，同时对我们说：“快点离开！快！”
我心里害怕，有那么一瞬间忍不住的想，如果那轰隆声再次响起，这通道里四面的墙都塌下来，我该怎么办。或者那时候已经轮不到我想怎么办，我会彻底解脱。
然而那轰隆声到底没再想起，墙也没有塌下来。我跑到了出口，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显然，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还害怕。
“猴子！”我听到有人叫我。
我抬头，寻找声音来源，接着便看到了“疯子”，离我五十米远的地方，她逆着人群向我跑过来，像是一朵风暴中的牡丹花。
我疯了一样的向她跑过去，伸手护住她的肩，隔开周围冲撞的人群，我大声问她：“你怎么在这儿？”
“他们说里面发生爆炸，我得过来看你有没有事。”她也大声回复。
“我没事！”我护着她，跟着人群继续往外围走，周围警察已经全都上来，一边疏散人群，一边布警戒线。
我们被引导撤到了大广场那边，周围的人都在猜测事态的严重程度。警察和消防车陆续的往这边开，空中回荡着刺耳的警戒声。
“走吧，找辆车回巴黎。再晚可能就走不了啦。”我紧紧的拉着“疯子”的手，当机立断的说。这种情况，交通关闭是迟早的事。
“你看那边，警察是不是开始查护照了？”“疯子”拽我的衣袖，轻轻说道。
我往不远处看了一眼，果然有警察开始布障查证，发生这样的事，警察这种做法是常规排查，意料中事。
我回头看“疯子”，她神色有些慌张，我立即问：“你没去大使馆□□？”
她抿紧嘴唇，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情形之下，没有护照，跟在火车上不一样。在火车上被查出来，顶多会把人交到大使馆。可是这种情形，势必要去各种警察机关走一遭。
“你明知道自己没有护照，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回来！”我一着急，本性发作，开始骂人。
她大概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当即甩开我的手，转头就走。她走得太急，丝毫没有留意到一个警察正从她的左边追上去。
我毫无办法，即使打电话给领事馆也来不及了。我不及多想，快速的追上她，一把将她捞进怀里，装作刚找到她的样子说：“宝贝儿，原来你在这里，吓死我了！”
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一脸惊讶的看着我，身体试图挣脱我的怀抱。我又搂紧了她，低头在她耳边说：“警察就在旁边，别动。”
她刚安静下来，我就听见警察的声音，“你们两个，护照！”
我装作没听到警察的话，紧紧的搂着疯子，又是亲她脸颊，又是抚她额头，仿佛她真的是我的情人，我在全力释放着刚才寻找她时的那种害怕和惶恐。
“嗨，你们两个，从哪里来？”警察依然不放弃。
我抱着疯子用法语回答：“巴黎，我们是早上从巴黎过来的。”
警察终于走开，我抱着疯子的手却没有放下。我再次在她耳边说话：“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她说：“放开我，我看到我丈夫了。”
“你丈夫？”我有些没听明白，但还是放开了她。
“他从巴黎过来找我，刚到这里。”她说着提了提身上的衬衫，“我看到他了，我要过去找他，他带着我的护照。”
那一刻，我几乎有一种爆炸再次发生的错觉，我又一次说道：“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摇头，“那不重要。”
接着她从我身边走掉，我一时有些难以置信。就好像刚才看她逆着人群向我跑来时那样的难以置信。
最终，我找到了一辆车，在交通封闭之前，回到了法国境内。
越过国境线的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念方果儿，我拿出手机给她发短信，我说：“果儿，我想通了，也许我们可以要个孩子。”
方果儿的短信始终没有回过来。我扭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报新闻：今日，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发现不明□□，暂时无人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