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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一惊，刚准备起身的动作顿时停住，刚想说出的话卡在嘴边，整个人如同被孙大圣施了定心咒一般。
“可是确实？”杨嗣昌反问道，可是看到刘重元坚竣的眼神，情知自己问了个蠢问题，作为职方司郎中，涉及到这样的军国大事，刘重元如果不是确认无误怎敢报上来，如果到时发现是伪报那可是杀头的大罪。
“职方司安排的密探上旬已经汇报过，沈阳等地的东虏八旗军正在集结，准备兵器、粮草、马匹，汉人奴隶准备推车、绳索运输战利品。当时职方司就判断东虏或许将再次入塞，大前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东虏黄台吉正式下令，由其弟多尔衮统兵再次入塞，以督促朝廷早定和局，据报，统兵将领还包括另一弟弟阿巴泰，其长子豪格以及亲侄岳托和杜度，估计东虏兵力包括满蒙汉八旗军以及科尔沁蒙古军总计当在六万人左右。”刘重元冷静的分析着此次后金军入寇的情状。
以往大明军报充满了春秋笔法，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关于敌情描述都是极近夸大或极尽贬低，来来去去都是东虏狡诈、虏兵凶蛮强悍、贼骑飘忽南北等，动不动就是数十万大军、数万铁骑、贼兵如蚁附等等，对于后金实际兵力、战力以及统帅人选知之甚少。
直到刘重元担任职方司郎中之后，才通过查阅朝廷文献、私人笔记、采访辽东旧人等各种方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后金资料库，对后金八旗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青壮人数战力、后勤补给能力、各旗旗主贝勒大小头目的恩怨情仇、后金黄台吉及整个后金的决策程序习惯，等等等等，进行了系统性的搜集、归纳和总结，编纂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关系网络图纸、兵力马匹数量等数据，上至黄台吉、代善、多尔衮等后金高层履历、性格、好恶，下到八旗每个牛录的来历、族属、关系，刘重元都可谓了若指掌，随时应对皇帝和兵部尚书的咨询，同时能够屡屡精准的判断对了后金的战略动向，是朝廷公认的后金研究专家。
对于职方司通报的情报，是不需要怀疑的。颓然的坐倒在椅子上，杨嗣昌愤然的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大骂道：“碎嘴辈误国！”摔碎的茶杯、滚烫的茶水丝毫不能让两人动容。听到声响的管家刚刚探进头就被杨嗣昌狠狠地训斥：“滚出去！关好门！”
杨嗣昌说的碎嘴辈指的是以黄道周为首的一些朝臣。杨嗣昌得以获得皇帝的赏识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最主要的是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以应对大明当前的困局。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其核心思路就是首先与后金议和，击中兵力先剿除流寇，为此他秘密指示辽东巡抚方一藻，秘密派使者出使沈阳，寻求与后金议和。
黄台吉倒是很好说话，只要达成和议后金就引军东归再不犯境。大明需要议和以缓解当前后金和流贼内外夹击的困境，集中精力消灭流寇；而后金也满足于雄霸辽东的局面，想要获得大明的承认，结束这场自万历46年七大恨起兵延宕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年的战争。
既然大明和后金都想要议和，那么看来这场和议很大希望能够谈成啊！
可是当杨嗣昌将好消息禀告皇帝，希望皇帝批准正式与后金展开和谈时，皇帝却犹豫了，而消息传开，朝臣一片非议之声，尤其是以黄道周为首的清流言官们，不顾实际空谈误国，嚷嚷着什么议和就是丧权辱国，宋即是因为连连和款于辽、夏、金而灭亡云云。
面对空前的政治舆论压力，皇帝也不敢明旨支持议和，于是议和之事就此拖延了下来。杨嗣昌就知道情况不妙，后金受到这次“始乱终弃”的议和定然不会罢休，果然后金大军再次入塞而来。想到后金军强悍的战斗力，想到前三次后金军入塞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的骄横，想起之前因后金军入塞获罪的大小臣工，杨嗣昌不禁心乱如麻，愁眉不展。
宽敞的书房被几根粗大的鲸油蜡烛照的通明，深夜忽而吹拂过的凉风晃动着烛影，闪耀在杨嗣昌脸上忽明忽暗让人捉摸不定他在想些什么。沉默思索良久的杨嗣昌忽然引刘重元进入书房，然后又让管家送来酒菜招待。
当然他自己是不饮酒的，大前年也就是崇祯八年，其父前三边总督杨鹤在老家武陵去世，按照惯例，杨嗣昌应当丁忧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一年后也就是崇祯九年其母丁老夫人又去世。也就在这一年，后金第三次入塞大掠，前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皇帝决定启用杨嗣昌，于是接连下旨夺情命其接任兵部尚书。
自唐代以来，文武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
然则大明朝以孝治天下，夺情被视为眷恋权位不守孝道而广受舆论批评，所以几乎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夺情，上一个还是万历初权相张居正，就因为夺情一事惹出诺大的风波。到今天杨嗣昌身上同样如此，黄道周等人攻击其最猛烈的就是夺情这一点。
还在母丧之中，所以杨嗣昌一直都是身着素服上值，在家更是穿上孝服。酒自然是不能喝的，就只能是以茶代酒了。
“子乔，依你之见，我当如何？”杨嗣昌挺直身形直视着刘重元问道，目光灼人似骄阳。
“此次清军入塞，我想仍会走蓟州破长城入关，依我之见，当务之急是要立即向蓟辽总督吴阿衡告警，令其所节制的顺天、保定、辽东三抚，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尤其是蓟州和昌平两镇立即戒备起来，各地卫所军兵披坚执锐上关城守御，日夜巡逻不给东虏以可乘之机。京师也要戒严起来，拣选精锐日夜巡防，搜捕奸细镇压街市，以备万一。”
杨嗣昌点点头，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东虏集中数万大军，单靠蓟州和昌平两镇定然不能阻挡，京营疲敝向所周知，一旦东虏突破蓟州和昌平直薄京师城下，庶几又是一次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黄台吉亲领大军从龙井关和大安口第一次入塞，直逼京师城下，当时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亲自率领九千关宁铁骑驰援京师，在广渠门外与东虏骑兵血战。黄台吉见京师守备尚强，而各地勤王之师大至，遂大掠京师周边之后撤回辽东，京师之危遂解。
围随解，京师转危为安。然则，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戍之变俺答汗所率蒙古大军直逼京师城下之后，七十年后再一次有外敌深入京师城下，这给一心求治中兴大明的崇祯皇帝以巨大打击。
后金退兵之后，皇帝震怒追究相关人等责任，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甚至内阁也大洗牌，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具因乙巳之变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
最惨的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作为抵御后金的一线大帅第一个被问罪，加上之前与后金议和、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罪行，被凌迟处死。
当日行刑场面惨不忍睹，据记载：“京师老百姓恨其引来后金军，每割肉一块，辄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而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己。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一想到袁崇焕的惨状，杨嗣昌不由的心惊胆战。
刘重元继续分析道：“京师兵力空虚京营又不堪用，为以策万全我以为应当立即向各地发出勤王诏书，命各地督抚总兵率军入京勤王。当然也不能病急乱投医，目前我大明精锐分作四块，一者关宁军守御锦州宁远一线，既然后金主力入塞，或可抽调一军回援京师；二者在三边总督麾下主力清剿流寇于陕西，职部以为清剿流寇正是关键时刻不可轻易抽调以致功败垂成；三者为宣大总督麾下之杨国柱、虎大威及王朴三总兵，依我之见可抽调全部骑军回援京师；四者剿贼熊总理麾下如左良玉等，也可以抽调精锐。至于其他山东、河南、凤阳、湖广乃至四川等地的军兵，战力孱弱而且距离太远，即使立即发兵勤王等走到京师估计东虏也已经撤退出关了，而且这些军兵本身就肩负剿寇重任，让其千里跋涉进京只是徒耗钱粮耳，故我不建议发出勤王令。”
“东虏选在这个时候入塞，正是考虑到正是秋收时节，北地麦熟，没有粮草之虞，大可纵横驰骋，因此，兵部应当奏请朝廷传令直隶各府县，立即动员军民抢收新粮，来不及收的一把火都给烧掉，坚壁清野，决不能留给东虏以为军粮。”
杨嗣昌听得连连点头，这番布置可谓切中要害，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知道刘重元于文学一道并不擅长，杨嗣昌自己铺开题写奏折，将兵部侦知到的后金军情报、即将入塞侵略的预警以及兵部的诸方措置逐条写下，文不加点一气呵成。
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谙悉先朝故事，工笔札，诗文奇辟，在任职疆臣忙于戎机之前曾经有大量的诗文流传于文坛。写一篇奏疏自是简练老道，将兵部的预作侦知、详备谋划刻画的淋漓极致。
杨嗣昌自行将奏疏仔细检查一番，看看是否有别字、谬误或者避讳，当今皇帝多疑且敏感明察，常因小过重罚诸臣，轻则明旨申斥重则抄家问斩，皇帝自以为如此则众大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糊弄欺瞒他，可实际则是骨鲠忠诚多得罪而去，而无耻奸佞则装成谨廉自守孤臣不党的样子一意取悦于上，秉承着多磕头少说话不干事的原则，背地里则贿赂公行无所不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即使是杨嗣昌这样的宠臣也时刻谨言慎行，生怕出现一点谬误，因为奏折上的一点谬误而被重责的官员也不是一个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