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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御史中丞吕公着罢。19日,参知政事赵拚罢。枢密副使、新党骨干成员韩绛任参知政事。日,知谏院李常罢。随着吕公着、李常被罢的是一连串的谏官:孙觉、程颢、张戬、王子韶、陈襄…这一批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宋史称“数月之间,台谏一空”
4日,司马光给皇帝讲课《资治通鉴》讲的是贾山上疏这一段。针对当下这一密集的罢免言官之举,司马光极论从谏之美、拒谏之祸。而且还直接抛给皇帝一个问题:现在天下汹汹,只有王安石、吕惠卿、韩绛个人认为变法是对的,难道我们大家都是错的?陛下您就只靠这个人来治理天下吗?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后来人也来深思一番: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就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突然间全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
这问题对没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他,后来千百年间历史学者们也同样困惑: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从宏观上看,这根本不可能嘛!
我的回答是: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参照物。韩琦他们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吕夷简那些“奸邪”来说的。到了神宗朝新时代,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又是什么?
5月15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部门取消,并入中书省。
5月,西夏在边境筑闹讹堡。庆州知州李复圭命偏将李信等率千蕃汉联军出战。面对10万西夏军,李信辞以众寡不敌。李复圭文人不知兵,强令李信出战,还学皇帝亲画阵图、授方略。结果临敌百无一用,大败。这时,卑鄙的李复圭又想到了推卸责任。让属下李昭用弹劾李信、刘甫、种咏人违其节制,将人杀害。又出兵邛州堡,掠老幼数百;袭击金汤,杀老幼一二百人,以此向朝廷报捷。宋史接下来有四字评论“边衅大起”
6月,司马光向朝廷请求派范镇从孙范祖禹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获准。
7月4日,枢密使吕公弼被罢。御史中丞冯京接任。不过吕公弼被罢一事,王安石做的有些欠磊落:当时吕公弼数劝王安石罢免新法,王不听。于是吕公弼决定上疏,却被其从孙吕嘉问将底稿偷给了王安石。王得以在皇帝面前‘先下手为强’。事后,吕氏一族都骂吕嘉问是‘家贼’
8月日,西夏为报复李复圭,大举入侵大宋环庆路。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怀安镇、业落镇、东谷寨、西谷寨,各处兵多者号称0万,少者不下一二万。最后屯兵在距庆州40里的榆林,整整9天后撤退。环庆路衿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纷纷战死…
消息传进开封,王安石和韩绛人都自请守边。韩绛说“如今变法,朝廷正依靠王相公。就由我去陕西吧”9月8日,韩绛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
韩绛外出、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在家。转眼间,王安石又成了孤军奋战。为摆脱不利局面,王安石又重用起了一新党的重要成员、当时资历尚浅的曾布,让他接替吕惠卿做崇政殿说书。
1日,曾公亮罢相。14日,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三司使吴充任枢密副使。而司马光也在本月离开京城,去永兴军路任地方官。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种下了。请问:在双方对立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当然,被贬下去的官员最多也就十多位,宋朝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官官相护懂吗?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许这些王安石不是不懂,但迫于宋朝国情,除贬职外,根本别无办法!
更何况王安石的识人用人也真是有问题。新党内部的确有不少投机钻营的小人。如吕惠卿、如曾布…
再如前面说过的李定。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是因他不给生母服丧。听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前己生过一儿子,就是大名鼎鼎、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这样仇氏死时己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北宋武则天’刘娥。论贤淑有范仲淹的妈妈。从没人有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因儒家的有关规定:话说儒家所有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行为准则有关。那么《礼记》中有明文记载“孔子不丧出母”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算是个冒牌“小人”但这一位就不好说了:邓绾。邓绾相当有才,是状元出身,此时在宁州当通判。为求升官,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王安石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在10月上旬,派专车把他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邓卿,知道王安石吗”邓绾的回答很诚实“不,臣未曾相识”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被推荐、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始祖太上老君、佛教始祖释迦摩尼的级别。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小皇帝没察觉到下面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那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拜会了王安石。这时真的感觉到命运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般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而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时,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多好的同志啊!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于是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如深挖这件事的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要求!
内幕就是王安石在接见邓绾的那一天是他的假日,而邓绾晋升宁州知州的决定是由当时宰相陈升之、参知政事冯京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踢回大西北。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而他直接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没法躲起来不管!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第二天圣旨就传出:邓绾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所有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有王安石一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此事传出,大家都对邓绾摇头笑骂,而邓绾也就此说出了他那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从这件事里,可看出邓绾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的登上官场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连未来的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10月19日,庆州知州李复圭兴兵败绩、还诬杀大将,受到御史弹劾,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
1日,宰相陈升之因母亲去世、又被王安石排挤,于是丁忧罢相。
月底,翰林学士范镇被罢。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帝国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因濮议、到王安石时期,他又和新法不共戴天…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也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如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变成个什么样子?
11月17日,西夏军攻打大顺城,被宋将燕达击败。
8日,命陕西宣抚使韩绛兼河东宣抚使,并给以军事便宜行事的特权,并赐空名告敕,让韩绛得以在前线独自任命官吏。
本月,朝廷下诏:命诸路改议更戍法。梓州路转运使韩寿首倡并纲减役之制,依此施行,可减18纲、8衙前,从而可省役人500。王安石大喜,下诏褒奖韩寿,将他召入京城,任盐铁副使。
1月9日,王安石推出第四项新法,这次矛头直接指向大宋最需改革的军事领域——保甲法!
简单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长、大保长、正副都保正)主客户每丁中选出1人为保丁,然后以大保为单位,大保长率保丁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力量来维持当地治安。之后是一些有关连坐、连保的规定。
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装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聚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必然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反对派们群起而攻之的目的!
裁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的数量,这才是最根本办法!
而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后的国防、国内治安作准备的,唯有保甲法!
反对派们则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会想出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浪费他们宝贵时间!除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外,还让一贯老实听话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