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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军队在阿富汗的突然军事行动，完全打乱了西方各国的部署，措手不及的欧美政治家们纷纷发表措辞激烈的讲话，怎奈米已成炊，恼怒之余，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布局。
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拥有了坚实无比的前进基地。由1920年开始的中阿全面合作虽然曾一度停滞，但七年来的合作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主要包括：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各大空军基地；喀布尔——坎大哈、喀布尔——中国喀什两条铁路干线；中国企业在阿投资兴建的300多家织布厂、被服厂、化工厂、农业基地等。这些基础设施都可以为进驻阿富汗的解放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就地补给。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某种程度上讲，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即便撇开阿富汗国内的有利条件，单以兰新铁路从新疆调运物资，中国军队在阿富汗所享受的后勤保障，也是绝大多数经略中亚的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倾力发展新疆经济，等的就是这一天。中国军队进驻阿富汗后，严守解放军条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阿富汗人民秋毫无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阿国国民的敌意。在纳第尔领导的新政府协助下，解放军很快就稳定了局面。
最令西方不安的是，中国军方战后非但没有撤回一兵一卒，反而将原属第1集团军的第1、第3两个重型装甲师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开进阿富汗境内，部署在阿南部重镇坎大哈。同时，第5机步师、第6机步师、第207装甲师奉命南下，逼近阿南部边境，兵锋直指集结在边境线上的25万英国大军。
当英国印度总督魏菲尔勋爵得知解放军最精锐的5个重型机械化师大兵压境时，感到情况不妙，向国内发出了急电。消息传到伦敦，英王大为紧张，连夜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驻印英军中虽然也有不少装甲部队，但和解放军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陆军第1装甲师为例：该师属甲类重型装甲师，全年保持齐装满员的战训状态，所有新式的海陆空武器都要率先装备第1装甲师，是甲类军中的甲类。其火力、机动力、突袭力、防御力、合成战力、独立作战能力、纵深打击能力和后勤支援能力等都十分惊人。第1装甲师拥有各型火炮120门，炮兵火力覆盖范围由前沿数百公尺至35公里不等，所有炮兵营齐射一次火力的投射总量可达2.5吨。在装甲兵方面，第1装甲师列装的最新型“野马-21”主战坦克和“悍-06”步兵战车达435辆，仅一个师的战车数量就超过英军装甲车辆的总和，其突击威力自不需多说。在1925年底举行的战役演训中，该师每日最高推进速度可达50公里以上。另外，第1装甲师还配有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50余架。然而在英军中却找不出一架直升机，原因很简单，英国不具备武装直升机的生产技术。
英国之所以在边境集结重兵，原意不过是作个威慑、或者随战局发展选择进入阿富汗的最佳时机，压根就没打算过和解放军单独抗衡。可是谁都不曾料到，中国军队能在短短12天内就结束了战争。因此，如今的大英帝国，不得不独力迎接来自中国的挑战。这是因为，英国是中南亚、中东地区势力最强的殖民帝国，其他任何一国都不能望其项背。单说军力方面，英国在该地区的驻军（包括印度籍士兵）总兵力就达36万。相比之下，美、德诸国基本上没有军事存在。
面对中国军队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御前会议上的畏战情绪非常浓厚。大臣们普遍认为，中国陆军战力举世无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与其正面冲突，应积极从外交途径寻求解决。在此前提下，即便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
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论调极为不满，但国王和首相显然都倾向于避战求和。丘吉尔眼见在内阁中孤掌难鸣，只得退而求其次，主动请缨赴印度解决危机。这原本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英王正愁没人肯挑起这个重担，见丘吉尔如此深明大义，不禁有些感动，当场命他全权代表英国政府，以视察军务为名前往印度。
丘吉尔自有他的一套想法，他认为中国军力虽强，但未必敢贸然挑起战端。一则，英国早已和美、德等国结成了相当稳固的战略利益同盟，这些国家绝不会坐视不理，眼看着中国独吞中南亚乃至中东；而中国师出无名，悍然出兵只会引来群起而攻。二来，英国陆军也并非窝囊到了不可一战的地步，在兵力上也略占上风，真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痛痛快快打一仗也未尝不可。
其实在丘吉尔内心深处，甚至隐隐期待着这场战争。在他看来，即便英国以整个印度来换取和平，中国人也不会就此罢休，反而是纵容其进一步向全球扩张。与其苟且偷安，不如拼死一搏。这样想的话，中英开战反而是个把美、德诸国统统拉下水的契机。丘吉尔性格倔强而自负，早在受命前就打定了主意，宁可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绝不向中国屈服。
3月29日，丘吉尔乘坐的皇家海军“反击号”战列巡洋舰抵达孟买港。这位踌躇满志的帝国陆军大臣刚踏上印度的土地，就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就在此前一天，3月28日，中苏两国在上海联合国总部联袂召集“非常联合国大会”，公开谴责英国政府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会议发表了由中国起草的《印度人权现状调查报告》，并且以联合国大会的名义致函英国政府和议会，敦促其尊重广大印度人民要求平等、自由的意愿，废除殖民法律，恢复印度人民的一切权利。
这无疑是一个令英国当局非常尴尬的文件。英国既不属于联合国成员，按理说对联合国的决议大可不必理会。但文件公布后，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在印度国内，此举非常迎合民心。
事实俱在，英国自1819年殖民印度以来，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视印度民众为猪狗，供其驱策。英国当局制定的殖民法律公开剥夺了印度人几乎所有基本人权。长期的野蛮统治引发了印度国内愈演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地位。英国的有识之士们其实早已看出这一趋势，力图变革。但主动变革和“兵临城下”的被动变革完全是两回事情。
丘吉尔无限担忧地意识到，不论英国是否接受这个文件，影响已经造成了。也就是说，联大一开，中国就在事实上、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出兵理由，同时获得了印度民众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人权！该死的人权！”丘吉尔低声咒骂道。在这位精明的政治家看来，所谓“人权”不过是个隐藏着巨大图谋的政治幌子。可是，如果这个“幌子”的背后正好有一支强大无比的战争机器，那么它爆发出的威力将是难以预料的。想到此处，丘吉尔暗自捏了一把冷汗。可以想象，打着“人权”“民族解放”旗号的中国军队，会受到印度人怎样的欢迎？更可怕的是，一旦中国在印度得手，大英帝国治下的所有海外殖民地，日后恐怕都不得安宁了。
正当丘吉尔在新德里的总督府内坐卧不宁时，北方喀布尔的天空上，再次迎来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王啸飞大将的专机。飞机徐徐降落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跑道上，舱门打开，第一个映入王啸飞眼帘的正是热情如火的纳第尔。
“亲爱的中国朋友！”登上国王宝座尚未满月的纳第尔满面堆欢，张开双臂迎上刚走下舷梯的王啸飞：“欢迎您再次访问阿富汗，将军阁下！”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前往王宫的汽车上，两人并肩而坐。纳第尔由衷感叹道：“七年了，将军！您忠实履行了七年前的承诺。你们的军队帮助阿富汗结束了动乱，但是他们非常遵守纪律。”
“是的。”王啸飞肃容道：“不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中国军人永远遵守纪律。我还可以向您保证，中国政府不会从阿富汗拿走一分钱，因为我们是穆斯林的朋友。”
“当然。”纳第尔耸耸肩，笑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只不过需要几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用来保护你们的石油，非常乐意为您效劳，将军阁下。”
王啸飞沉吟片刻，突然笑道：“不错，我们需要石油，但是我们更需要朋友。中国更愿意作伊斯兰世界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石油掠夺者。也许，眼下在南方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增进我们的友谊。”
纳第尔充满疑惑地望着王啸飞，他口中的“南方”自然是指印度，他实在想不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会在印度有什么共同利益。却听王啸飞淡淡道：“这是一桩大买卖，我需要一个合伙人，而你，亲爱的国王，刚好可以做个中间人。”
1927年4月11日，孟买港两万余名水兵发动起义。到4月22日，印度籍海军官兵全面加入起义。丘吉尔迫于形势，下令调动军队，用军舰和重炮镇压起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依靠军队在印度维持统治了。”
就在印度水兵发动起义的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当局立即停止对印度人民的血腥镇压，与起义军民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向印度派出一支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人权事务国际观察团”。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勉强同意联合国人员入境，但是拒绝和起义军民进行谈判。
国际观察团进入印度后，立即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广泛欢迎。印度国大党、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等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热烈拥护联合国决议。甘地、真纳等印度民族运动领袖也与观察团取得了密切联系，联合声讨英军暴行。
形势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邱吉尔再也坐不住了，他在发回伦敦的电报中形容道：“印度现在就如同一艘着了大火、而且装满火yao的轮船，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一旦引爆火yao，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危险。”
英国王廷这时也乱了手脚。谁都清楚，从水兵暴动一直到联合国干预，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国政府在暗中操控的。可是人家部署周密，环环紧扣，况且有大兵压境，一步步将己方逼入绝境，招招无懈可击。简单地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行动都是在为出兵寻找借口，而己方对印度的野蛮统治正是人家最好的借口。
最致命的是，英国当局依仗其强大的海军，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了无限制地向全世界掠夺，因此完全忽略了被压迫民族的呼声。然而时移世易，随着东方的崛起，大英帝国风光不再，新兴的中国恰好可以在全世界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当“人权”、“自由”、“平等”这类词汇被中国政府应用于国际舞台时，真正的噩梦就开始了。
逼上梁山的英国王廷最终采纳了丘吉尔的强硬主张，为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宁愿授人以柄。4月25日，邱吉尔在新德里发布命令，驻印英军全面戒备，印度各大城市实行戒严，取缔一切反政府组织，驱逐联合国观察团，企图以铁腕手段力挽狂澜。
消息传到上海，联合国安理会于当晚全票通过决议：为维护联合国尊严，恢复印度人民的基本人权，由中国、苏联、朝鲜、阿富汗四国组成“联合国军”，驱逐印度殖民政府。
大战在即，英国政府自知不敌，但骑虎难下，只得向美、德两国求援。美、德两国自然不愿看到中国独霸中南亚，但印度问题毕竟和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两国内阁都不愿为了英国的海外领地卷入战争。
此时的美、德远未从欧洲大战的阴影中走出，都在聚精会神地恢复国力，真要跟联合国正面对抗的话，就免不了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事实上，美、德从根本上就不赞成英国的强硬做法，两国首相都认为此事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在此背景下，美、德两国主动提出，愿意作为调解人，将中英两国拉到谈判桌前。至于劳师远征，那是不可能的。
至此，英国政府已被逼进了墙角，邱吉尔的如意算盘也就此落空。
5月上旬，中、苏、英、美、德五国代表齐聚喀布尔，专为印度问题举行和平谈判。中方首席代表王啸飞，英方首席代表丘吉尔。中苏两国代表从一开始就为会谈奠定了基调，即印度必须独立自治，否则会谈将无法继续。
表面上看，中苏的谈判基调非常苛刻，实则是一个除英国外各方都赞同的提议。美德两国虽然站在英国一边，但从自身利益出发，英国长期独霸印度，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而一旦印度实现自治，反倒制造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何乐而不为？因此，美德两国代表在听到这个提案时，内心实际上都在感谢上帝。至于丘吉尔对此事作何感想，大概没几个人有兴趣去研究。
简单地说，这项提案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使英国处于被四国孤立的境地，就算有多少个不愿意，落单的英国都必须接受这个基调，否则便只能选择战争。
不过丘吉尔也不是省油的灯。在随后的会议进程中，他主动提出了在印度实现自治的方案，其内容是：建立新印度联邦，使之成为自治领，其地位与英国本国相等，不论在内政和外交上，均不隶属他国。但他在方案中提出，为彻底解决在印度存在多年的宗教冲突，对印度“分而治之”，主张把印度分为三个统治区，即印度教徒区、伊斯兰教徒区和土邦。各区（邦）有权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联邦，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在印度原有土地上建立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从而为印度的分裂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同样是一个均衡势力的方案。既然各国都不愿为印度打一场世界大战，那么就必须重新划分出势力范围。对于这一点，中方原则上也是赞成的，其他国家就更没话说了。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到6月上旬，会议最终确定了印度分治方案，主要内容是：将印度东北和西北部的穆斯林聚居区划为巴基斯坦区。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分别称为东巴和西巴。东、西巴被印度隔开，相距约2000公里。东巴人绝大部分属孟加拉族，操孟加拉语；西巴人分属信德、旁遮普、俾路支和巴丹等几个民族。两地居民的文化和民族都不尽相同。东、西巴合为一体的基础是伊斯兰教。
1927年8月15日，一面英国国旗从新德里总督府门前的旗杆上缓缓降下，为大英帝国长达百余年的印度殖民统治划上了句号。而就在此前一天，8月14日，巴基斯坦共和国宣告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