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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按说不惑之年该是个凡事活个明白的年龄了，可我却依然糊涂。我能够给自己找到的唯一原因，就是自己选错了职业。
职业的选择对人是至关重要的，足以影响人一生的成就，尤其象我这种必须要靠自己去拼搏与奋斗的人，职业选择之后通常面临的就是别无选择，无论所选择的职业是否适合自己的发展，尽管对于职业的兴趣常常可以培养，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奋斗获得渺小的成就而盲目地自以为选对了职业。
这样的沾沾自喜显然是浅薄的，职业最好的选择理所当然地就是有三两次的调整，选准了适合自己的目标而后才集中力量去拼搏。
但由于工作是谋生的手段这个事实上的事实，通常地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尊重这个事实而减小选择的空间。
我们选择的空间本身就是狭小的，这是由我们的背景所决定无法更改的事实，尽管里面也有人的观念所决定的重新选择的勇气问题。
从前面的讲述中不难看出，我是一个既追求热闹又喜欢安静的充满矛盾的人。我的经历让我认为，这样的性格最适合的职业应该是教师或者理论研究。我们所说的适合，无疑是指取得更高一些成就。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公务员，而且既然选择了就一路走过来。
这或许就是我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耐心地辨别自己却似乎又不是，因为我自觉尽了力，工作也还算有些成绩。
关于这些，我并没有过高地评价自己，尽管人最难的就是客观地评价自己，而且往往会缺少必要的自信，似乎别人的看法更准确一些。
别人当然要排除敌人，这样的提法不准确，象现在这样大环境的日常生活中不应该人为地制造敌我矛盾，更多的应该是持有不同见解的人。
如果单纯地去听称之为朋友的别人的意见，难免又多了些溢美之辞。他这样说我，富有才华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却偏偏得不到领导者的赏识。另一位则更是干脆，只一句，碎话太多。
虽然对方是知交，但这话还是让我尴尬，因为尴尬而愤怒。
在这里就不得不佩服老祖宗关于“揭人不揭短”的遗训了，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要尽去揭人家的疮疤，倘若耐心地观察，任何人都少不了软肋。
当然，并不说要对朋友只一味地奉迎，而是应注意谈话的方式——既要将意思表达清楚，又要不伤及对方，若不然就算不得朋友了。
但朋友终究是朋友，愤怒之后还是该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应该说，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因为浮躁竟从未认真地审视过自己。
所说的浮躁，就是总自负于业绩或者才能，又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寂寞、空虚、无聊，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虽竭力自抑，牢骚与不满还是会脱口而出，实际上却不象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抱有多大的目的，或许只是一种不能自抑的情感的宣泄，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方向，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种炫耀，譬如人高贵的自尊，譬如与领导的某种特殊的关系，但领导显然地并不这样认为而反感。
这里面有个根源性的东西：我是一个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最护短，认为审视自己无异于伤口上撒盐，所以从不会认真地审视自己，或者偶尔地审视自己往往也会列举出自己不少的功绩来。
尽管如此，短处既已挑明了，而且我也已落到了即使自己仍不敢相信的这般田地，我终于肯鼓起勇气看一看自己，哪怕就是独自一个人舔着流血的伤口。
——别人说我有才，或许是假的，因为我实在看不到自己有才的方面，或者我根本弄不清怎样才算有才，我不过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浑浑噩噩的人必定无才，但人们非要说，就由他们说好了，哪怕他们是对我的尴尬的讥讽。
人常常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可我最终的结论却证实我选错了职业，或者说我不具备从事该职业的素质。
理由是，且不说别的即使能力和业绩远不如我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判别）已远远地窜到了我的前面，而且他们生活似乎总是那么牛气那么充满快乐，而即使那些劣于我的人竟也活得有滋有味。
显然是素质的问题：我至今仍凡事斤斤计较，认真地如同泥瓦匠的铅绳不敢稍有出轨。
突出的表现，就是见了领导虽再三地劝自己放开些却仍然会紧张，或者跟陌生人说话会羞涩，紧张和羞涩无疑会让自己的思路受到限制而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另换一个角度，同样犯一个错误，倘若不幸被人点破，有的人就能做到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我却必定会臊得面红耳赤暴露无遗。
有一阶段，我或许能够算得上健谈的人，话多必有失，而一旦出现失误，我却不能象别人那样迅速地转换话题或哈哈一笑来避免尴尬，常常仍按照原来的思路积极地思索，而事情总等不及我的思索而迅速地把尴尬推倒我的面前。等等，诸如此类。
我们且不必再做简单地列举，但说若是按照如此的思路，必难以验证朋友的结论。
如此说，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其实，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反正，我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不妨把眼光放长些再放长些。
还是回到我做部门负责人那会儿，且不去再做无所谓的重复，只说前面讲述中曾提过的我居然善于抓住效益这个中心环节而让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部门成为乡机关关注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一心扑到工作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儿。不妨这样描述我当时的状态：甚至希望每一天都有收入进账或者工作有所进展，偶尔有一天或是会计忘了报账，我就会坐立不安夜里连觉也睡不踏实，其实我也没有睡过几个囫囵觉，夜里通常要去查岗，而且我因此而变得婆婆妈妈，唯恐有一丁点儿闪失。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自负的人通常不会自觉。待我意识到这一点儿，大概已是前面讲述提及的靠民主评议票多少我居然排到了全乡所有部门的末位。
我实在搞不懂，直到一位快嘴的朋友告诉我，人们居然以为我得了额外的好处，天地良心。这位朋友还告诉我，好处是要大家赚的，逢年过节必要打理一番。
我不相信，朋友也并非领导所看好的人。但我还是尝试着按朋友所说的去做了，前面的讲述也曾提及这方面的我的尴尬。
事实是，从那以后我才真正发生了变化，或者按朋友所说我开始可以称得上一个官人了。
不过，我这个所谓的官人实在太过渺小，却很快就习惯了指派人。
指派人，是官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据我娘说，我从小就喜欢指派人，言语行动模仿的都是电影里的官儿，村里人都戏说“这小子是块官料”。
如是说倒并非我天生就喜欢指派人，而是喜欢指派人的感觉，指派人的本身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没甚不好，起码凡事可由着自己的思路。这恐怕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感觉之一。
有些东西，人是不可以尝试的，一旦尝过了味道，就会苦苦地留恋与追求。
不知不觉中，我在调整着自己——不再拒收任何礼物而赢得良好人际关系的现实无疑让我把逢年过节看望领导当成了天经地仪的事情，尽管我仍是矛盾的，我这样为自己寻找理由：中国人最讲究礼仪，来而不往非礼也，邻里之间尚且如此。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真诚的，我牢固地坚持着“决不动用现金”这条原则，我所要表达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情，决不给领导添麻烦，尽管我知道自己这么做也是违反原则的，但我自信以我坚持的数额也不会给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所以，尽管领导总以家里不缺货物为由再三推辞，但推辞之后还是能够愉快地接受，而且对我的态度明显友好起来，开始能够亲热地象呼曾经让我羡慕不已的人那样喊我。
渐渐地，我就习惯了，似乎只有看望了领导才能安心，否则就会感觉缺了太多礼数。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正起着变化，就是看望领导所带的礼物越来越难掂量，因为我已不止一次地感觉到领导对我的礼物不满意，有的自以为关系铁的领导甚至干脆了当地说“不要再搞XXX东西，还是给弄点儿XXX吧”或者直接给几张单子报销了事，如此倒省了我的心，反让我倍感亲切与信任。
或许这世上不少事原该糊涂的，太明白了反而不好。我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善显然并非完全靠这种看望来维持的，但人们却不这样认为，而且甚至连我自己也因为与领导有了这种看望而自觉关系近了许多，事实上也不尽然。但既然人们有了如此看法，必已把我看成了领导最亲近的人。
凡是领导亲近的人，话必分量重，尽管其实我了解不了多少内幕，却是只要我说出来的话人们就肯信，而且会认作最高机密。
这种事少有人去说的，偏人就具有这样的心理：越是不说他越认为你了解内幕，甚至会把你的无知当成了深厚，总是想方设法或引或逗或激地诱你说话。
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偏好这一口儿，哪怕是领导在酒桌上不可自抑地放了一屁他也能咂摸出许多滋味来。
事实上，领导确是神秘的，其实，人都是神秘的，只不过因为领导往往能决定或者改变人的命运而让人倍加关注而已。在我没有与领导交往之前，确是其说错了一句话也算是一个秘密，尽管领导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可亲可爱的凡人。
当然，我也不会忽略这样的事实：只要稍稍透露一点儿自己与领导之间的哪怕是无伤大局的小情节，就足以太高自己的身价。毋庸置疑地，这让我养成了嘴上把关不严的习惯，尽管我从不肯公开地承认。
对我来说，碎话实际上就是嘴上把关不严，虽然通常地要把正话反说，而且偏要非说不可，事实上的显摆成了名义上的泄密，即碎嘴子，必是被讨厌的，即使分辩，恰中了招，正泄了密。
说起来大家或许不信，我非是那种对金钱有着刻骨追求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也简单，只要能温饱，唯一的念想就只剩下了让自负的才华得以充分的展示。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思想，长期地自以为的成功让我骄傲而确觉得自己实是做官的天才，因为任谁也否定不了我是最年轻的部门负责人这个事实，而且诸多的获奖证书也表明我的业绩不俗。
人同此心，或许领导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与领导之间的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一直没有突破心中的那条标准，或者说我没能成为政治家所说的那种领导的亲信，我甚至连类似这样的朋友也没有，更不可能了解太多的内幕，尽管有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大家都不这样认为。
所以，如此实况并不妨碍大家关于我与领导具有良好关系的猜测，更何况待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士试探着夸奖我与领导之间关系如何如何时我总是糊涂以对，人便具有象小猪一样偏喜欢拱土宁肯伤了嘴巴也在所不惜的怪毛病，越是糊涂待他，他却非信你不可。
人绝不可以长期糊涂，若长期糊涂就会象被烟熏醉了似地，头重脚轻，不辨南北，而且这感觉远不比熏醉了那样短暂，渐渐地就成了一锅粥了。
现在细辨起来，当初我与领导之间的关系虽或许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但至少有一点儿可以肯定：那一段的领导与领导之间似乎还是团结的，或者之间都有大的气量或者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就会有难得的平静。
平静的环境对人是有益的，我那个时候是绝对平静不存任何非分之想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于自己的工作从不挑肥拣瘦，只怕工作做不好。
或许这样的环境本就不易滋事，也或者与我的勤奋兼而有之，而让我的碎话不惹人注目或者能够轻松地获得谅解，但绝非不说碎话。典型的自我感觉良好，颇有点儿自恋的味道。
但待领导们之间发生了分歧，境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候日子最好过的当数一般干部和高层副职，如果不想介入其中，尽可以游哉优哉，不过，到分羹的时候自也轮不上，哪里只有只吃桃子而不摘桃子的理儿？甚至有的高层副职会被斥责为缺少政治敏锐性，既混同于一般干部不作斗争，此时亦不妨混同于他们游哉优哉做个清净闲人了。
当然参与其中者还有更惨的，一时间声名狼藉，赌上了一生的前途。这类人或者有极深的背景或已然看不到了前途才放手一搏，但共同的特色就是赌，过高代价的赌徒。
话又说远了，原本提这事的目的是说一般干部或高层副职至少在表面上还有回旋的余地，而首当其冲日子最难过的要数部门负责人了。
倒非指工作有怎样的难做，只要有一个好心情，曾被人极力渲染难办的事咱也见识过，不过要尽力，累却累不着，难做的是汇报。
偏又那一阵子县里的会多，隔三差五就要开会，而且都是至关重要的非要党委政府许可才能完成的任务。
我不妨这样讲当时的窘态：最害怕接到开会通知，应该说，从接到开会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考虑会后到底要向谁汇报，若是向镇长汇报吧，书记必定是要知道的，倘若他知道了以他的脾气肯定雷霆万钧，一怒之下指不定就能摘掉你原就不大的乌纱帽。这事不是没发生过，有谁还敢不战战栗硬拿热脸往冷屁股靠？
若是向书记汇报吧，镇长肯定不同意，又要一二三四地列出许多意见，意见多倒无所谓，怕就怕这些意见与书记的不一致，而且镇长是负责抓落实的首长。
县里的领导当然不会顾念镇里的情况，虽然他们只负责业务领导，但他们所压下来的任务还是必须要完成的，否则，年终考评落到了全县的后头必又会是一通责任追究了。
两难之下就不得不应付了，尽管我知道应付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但我谁也不想得罪，反过来说谁也得罪不起，只好杂耍收银员似地四处打躬作揖了。
这或许还是过多顾及工作的缘故，也曾见个别人甚至连钟也不撞年终照拿大红证书。若是那样的话，或许就不会出现咱们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那一段。
若论起私交，我与镇长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书记更紧密一些，不仅因为镇长来得早，而且作为分管领导的镇长无疑比书记更会笼络人心——他坚强中时常流露出因不满而产生的悲观失落的情绪，那一刻，他似乎是无助的软弱的甚至比不过一般干部的日子好过。
我当初还不具有把这种情绪的流露当成一种处世技巧的水平，人都有同情弱者之心，我因为同情所以更乐意接近他。
人在不少的情况下还是该信一点儿报应的，待在文化局再次相聚时他对我的表现就不能不说是这一段情的回照。
至于我们之间的闹僵，则完全可以说成是一次偶然。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书记的缘故，或许书记对我的好是出于与镇长对立的策略，但我更相信书记更多注重的是工作和人品，因为书记从不肯沾公家一点儿便宜，不止我一个，有不少自封为诸侯的小部门都吃过他的闭门羹。
说起这次偶然居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实在让人闹心，尽管这种改变也说不上好歹，如果没有这次改变，或许我会经不住诱惑而进了监狱也说不准，所以有不少事经不得假设，最好别假设，徒劳。而且即使再闹心也闹不过当初，当初我或许已达到了闹心的至高境界：浮躁、坐立不安、脑袋如同麻醉了似地没有一丝创意。
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我认为就是喝酒，中午喝，晚上也喝，喝醉了，任尔东西南北风。
喝酒需要找对象，可我偏偏找错了对象——我知道他是镇长的嫡系，而实践证明他却是反复多变经常背叛的人，尽管这种人经不得时间的推敲，但他在极短的时间内绝对能够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这或许是这类人共同的特点。
那一天，有这么一位找我办事，恰逢我在陪县里业务部门的领导就没有听清他的问话只敷衍了他几句，他居然跑去镇长那里告我，兴许因为心情的缘故，镇长训斥了我。
在这里还是要多啰嗦几句，长时间哪怕是自以为的政绩往往也会让人产生切不可有的傲气，而且这种傲气往往不是故意的而常常于不自觉间滋生。
我显然沾染了傲气，沾染了傲气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善意的批评也能够产生对立。
镇长的训斥无疑让我愤怒，尽管镇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即暗示了歉意，但还是让我难以释怀。所以，当镇长让我尽力为告状人办事时，虽然我也觉得此事可办，但还是想方设法推脱。
镇长这次真的恼了，迫于压力我只能勉为其难，心情却可想而知了。
事后才了解到这人居然在顶名替镇长办事固然是最根本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我非拽着喝酒的这位的原因：酒间免不了牢骚，尽管这些牢骚酒后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问题就出在了这些牢骚上，因为镇长很快就知道了这些牢骚的详尽内容，我原以为我的酒量早已喝醉了这位，岂不料这小子居然把酒全倒进了我的水桶里，肯定是他，别无他人，这是个无需争辩的事实。
现在看来，镇长还算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只警告我不要嘴太碎。
然而，正是他的这个多用于犯人身上的警告让我变得甚不理智，我向其递交了辞职书，他当然没批，而是当着我的面撕毁了，我们不欢而散。
实际上，人一生对自己有至关重要的事并没有多少件也不需要有多少件，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件不需要太大的事。
之后，我们之间开始不冷不热起来，或许又是感觉，反正我这样认为。
再之后的事儿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只说当时的“碎话”并不代表我真实的想法，应该说，我当时几乎是木然的，根本不可能有嘴里说出来的那样恶毒的念想，甚至没有思想。居然……代价太过惨重了，仅仅因为几句碎话。难道又是感觉而碎话就不具有这样的破坏力？
人总习惯于事后去总结原因，而且总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虽然不能说这种总结毫无益处，却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惰性。为什么不能于事前而非要于事后呢？除了为了下一个事前的原因之外，更多的还是在寻找一种自我安慰吧。
不要说人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条件或者实在太难吧，我们的目的似乎不应总停留于此，而应该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关注事件的后果。
当然，我前面讲述中所记录的事件的最终发生并非完全因为这些小碎话，还有咱们所提及的我挣扎的过程，或者多者兼而有之，问题是它实实在在发生了而且让我实实在在感受了。
这种感受理所当然最容易激化人的蜕变，尽管这种蜕变是缓慢的有时候甚至是不易察觉的，而一旦它从意识中显现出来，就会让人产生浓郁的隔世为人的新鲜感。
——人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固然是重要的，但人终究还要做点儿什么，为了别人，哪怕是待你离去后人们或许不会再记起你。
人做点儿什么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难就难在总难随人愿——好事并不一定被人理解为好事，坏事人们也不一定非要深恶痛绝，虽然冥冥之中是非标准还是明确的。
那一段，我似乎得到了升华，浑身充满了力气和勇气，而且我也是幸运的，有幸做成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几件事。人是完整的，不可以划分的。但为了咱们说话方便，我不妨说这种得到了升华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去找那位欣赏我的邻县老书记。
但我不是神，这种升华无疑是不牢固的，难免要有骚动，而且逢有情绪波动就会发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为我刚才所讲过的表明或许自己选错了职业的那种状态。关于这一点儿，应该不难从前面的讲述中准确地找到。
其实，人的思维不能实现突破通常就是因为思维受到了限制，虽然这种限制是不明显的因为人的意识的疏忽而显得若有若无，但它却始终存在着，人的思维就是在这种限制与反限制中发展着，所以才会有“豁然开朗”的说法。
限制是客观的，而反限制则需要人的意识通常是困难的，也是人产生郁闷的重要因素之一。
之所以如此说，则因为反限制也有被压制的情况发生，当人的视野被固定地限定在某一个范围时，两者的斗争就会因为对环境的广泛认同而趋于弱化，弱化了的思维我们不妨称之为假静止。
处于假静止状态的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常表现为固执己见。
而及至我与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县长有过一段交往之后，我的视野或者说思维显然地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真是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上一个层级对下一个层级的冲击应该是人思维变化最强有力的冲击。
之前的关于领导者因其高高在上而猜测并因猜测而将其神化的做法无疑经不得“领导也是现实人，而且首先是现实人”的认识的冲击，而只有将领导者人为地从神坛上放下来时，我的思维才发生了变化：不再有盲目地崇拜和奴颜媚骨。
是的，诚如县长所说，凡事不可着意为之，任何事都有着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内在联系不可违呀。
认识到了这一点儿，我渐渐地就能做到不卑不亢，应付人际关系时不会再感到羞涩。
之后，我经常能够看到自己从容自裕的样子，那里面透着潇洒。
对，从容自裕就是一种潇洒，只有做作和卑躬奴膝才是拙劣的。
虽说醒来时竟是南柯一梦，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应如此，而绝非要靠单纯的三把韭菜两把葱来维系。
卑躬奴膝本身就是对人的伤害。人是有感情的，不卑不亢，但必不可以少了礼。或许这个认识过程就是人的成熟过程，倘若我能够及早地认识到，那……
但这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客观过程，相信所谓的天才必没有这个过程，至少也应该短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