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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林一凡说，无疑地，烟酒已牢牢地镶嵌入人的生活，而每一种生活都是不同的，就象吃饭，白面馒头固然好，总有吃厌的时候，而且据说吃多了最容易导致发胖而引发血压血糖高之类的病症，既如此，为什么不五谷杂粮经常换一下口味呢？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对烟酒做概括性的总结，兄弟们不妨随我的讲述来体验一番。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仍属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过了桥就无异于鲤鱼跃龙门，不仅一切由国家包办指定了是国家干部，而且高喊着六十分万岁就容易毕业。
多少年后，偶有机会与恩师谈及大学生的素质问题，恩师颇有感触地认为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视野宽，理由是，由于就业压力小，死啃课本的现象就轻，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思考，学到的东西才更扎实，而且大学不单纯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则是要培养和产生思想，思想对一个人最重要，因为知识是不断更新的，如果不能学会自学和独立的思考，便不会有后续的知识更新和创造，早晚会被远远地甩到后面。
他的这番话或许是对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中肯评价，但还是被我认作是对自己学生无原则的恭维。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带着几许留恋几许惆怅又几许期盼的心情离校的，由于需要转车的缘故，我当天无法赶回家便住在了城里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亲戚虽说官不大，却是我们村第一个到县城里定居的人，据说在县城里颇有些影响，从他家宽敞的住房上便可以略窥一斑。
亲戚自不是经常走动的那种，最不善走动的我只是偶尔地见过一二面，要不是迫于无奈，我是决计不肯前往投宿的。
那个时候，嘴里虽天天跟着喊******，似乎不跟着喊便思想不咋样似地，而且腐败在我的印象中必定是可恨的，但到底何谓腐败，初涉人情的我应该还是模糊的，我甚至并不懂得多少世故，赶到亲戚家时，天已经黑了，除了花五元钱雇来的人力三轮车给运来的三纸箱书和一个单薄的行李卷之外，我是空着手闯进亲戚家的。
亲戚对我表示了最为热烈的欢迎并把我安排到他们家的南平房里，房间虽然小，却足以容纳我这个借宿的人。
亲戚家正在吃饭，饭菜颇为讲究，大概总不会少于五六个菜的样子吧。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他们不得不停止了刚开始不久的用餐，亲戚脸上挂着笑，他们正欲成年的儿女们显是嫌我扰了他们的晚饭，一脸的不高兴，只斜视了一眼我的行李，便用两根手指捏紧了他们的鼻孔，用力地摔着房门进了各自的房间，没人懒得理会正手忙脚乱搬行李的我。
略作安顿之后，自又是一阵毫无意义的寒暄，片言段语之间亲戚已提及了好几个在我看来绝对算得上权贵的人名。那时的我尽管脑袋仿佛少了条筋，具备了大学学历的我却绝算不上痴傻之人，自也能辨出他们话中的韵味：别傲，你还太嫩！
这当然是事实，但事实此时居然那样刺耳——当时的工作安排尽管完全由国家包办，但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同学早在半年之前便开始运作了，托亲告友竭尽所能地无非想留县机关或县城，更有的为达目标甚至连假恋爱的招儿都想到了。
我决计要听天由命，我知道自己若要再提出一些非分之想，只能给我父亲徒增无穷烦恼，因为我明白我父亲是个内心要强却无力运作此等大事的人，我坚信凭自己的努力亦必可创出一份天地。
事实上，我此时无心去关注这些，因为我已连续几天没能认真地吃过饭，又经过了大半天的忙碌，早已饥肠辘辘，强烈的欲望促使我虽竭力忍住却仍不停地去瞅桌上原是诱人的饭菜。主人自能看穿我的用意，便招呼去添几个菜下饭，儿女们权作耳旁风根本不听招呼，主人便叹气说着“这些孩子惯坏了”，却迟迟挪动不了身子。
我极端地仇视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鼓起勇气说“不用麻烦了，我已吃过饭了”，虽然语气里难免有底气不足的嫌疑。
无话找话的尴尬最折磨人，更何况一个饿汉对着正专心致志用餐嘴里不停发出“吧嗒吧嗒”咀嚼声和“稀哩胡噜”喝汤声的一家，主人怕冷落了客人又要不时地空出嘴支应那些或许根本没有听清的搭讪，无话找话自编的话题自觉又不好嘎然而止。
自觉话题该顺利成章地结束后，经过了短暂的沉默，我终于说出了那句在心里瞬间就转了上百遍的“你们先吃着，我出去透透气”。
主人的嘴巴总算停了下来，屁股却仍纹丝不动，随着一声较为随意的“出去走走也好”的应答，我逃也似地离开了，未及逃远，里面又传来一声“早些回来，关门”的叮咛。
那时的县城远不如现在这样富丽堂皇，大片的平房群毫无规则地穿插在同样毫无规则的楼房之间，楼房窗户照出来的灯光映得乡村尚不多见的沥青路影影绰绰，只有到了闹市区才有路灯，人也特别多，每堆人中间可能是安静的，整个场面却让人觉得闹哄哄的。
我无心去浏览体验这样的场景，只想尽快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待伸手掏钱时才意识到，自己的钱已所剩无几，摸出来认真地数了数，四元四角八分！
预留出四元二角钱的回家车费，也就是说，能够自由支配的钱只有二角八分。我不仅有点儿泄气，饥饿不断地动摇着我的意志，让我多少次地欲回转到亲戚家丰盛的餐桌上去蹭一顿，但高贵的自尊又屡屡否定着自己。我游魂一样漫无目标地在占地不大却被称为广场的人头攒动的地方游荡着，然而越是游荡饥饿感越是强烈。
当时的我不修边幅，逐渐生出的胡须从未刮过已然如乱草似地叠堆到嘴边，头发和衬衣明白无误地脏，长时间没有洗澡的结果加之一整天的旅途和忙碌让衬衣不时地粘贴到脊背上，偶有夏风吹来，凉丝丝的却浑身不自在，而且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咸鱼腥味。
忽有一声童言无忌的“傻子”的惊奇的叫喊声把不少的目光引向了我，狼狈的无地自容立即罩住了我，我感觉到自己在不停地冒着汗，紧紧地攥到手里的二角八分钱已然有些湿。我暂时忘记了饥饿，只顾往人烟稀少的黑暗的地方走。
人烟稀少黑暗的地方便只有小路，小路还没有硬化，跟农村小道没有什么两样的坑坑洼洼和黑暗，一辆乌龟壳似地小轿车亮着大灯高傲地驶过，横冲直撞地差点儿没压了我，高速溅起的雨后仍残留在路中央的泥水喷了我一身，未及我反应过来，快速通过的乌龟壳突然停了下来，一个肥胖的醉醺醺的脑袋探了出来，恶狠狠地骂着“找死”。
我忽然见变得胆小如鼠，灰溜溜地不予搭讪，醉醺醺的脑袋见无法燃起战火，心有不甘又愤愤不平地高鸣着喇叭飞走了。早晚撞死你。我在心里恶毒地诅咒着，身体轻飘飘的似总无法着地。
黑暗并不总让人恐惧，有时候甚至会是一剂无可替代的良药，虽然加了这么一段意外的小插曲，黑暗还是让我重新回到了现实。经过再三地权衡计算和思想斗争，我决定要消耗掉手里的二角八分钱，否则我将连继续游荡的气力也没有了。
我在角落的一家小杂货店买了一包八分钱的“红金鱼”香烟，剩下的二角钱决定吃面条。那时候的饭店多是国营牌子，面条五角钱一碗，听到我要二角钱的面条，护士一样着装的女服务员先是不敢相信地竖着耳朵盘问，继而便是满脸的不屑，明显地不愿做这么小的生意。
我是消费者，自是多了点儿豪气，“就二角钱”，我的语气生硬，态度顽固坚决。
或慑于此，他极不情愿地去向经理汇报，或许因为怪罪我的态度，她在故意拖延，我几乎能想象得到她慢吞吞的样子；或许程序原就这么复杂，经过一段在我看来绝对是漫长的又充满期待的饥肠辘辘的等待后，她总算给我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水面，态度那样地不友好，说是放倒不如说是重重地扔到我面前，汤汁四溅，弄得我脸上身上皆是，多余的则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迅速汇集成流，直线似地流到地上，打湿了胸脯正起伏不定的她的那双跟她一样娇小秀气的绣花鞋。
面汤的香味诱惑着我，我无暇过多地去顾及她的态度，反而恶作剧地但绝对友好地冲她笑笑，便去吃面。面是好面，我敢保证自己从未吃过如此好的面，只是太少，我甚至没吃出啥滋味便剩下了汤，汤也是好汤，我连喝了三大碗免费的汤，直惹得她尽用白眼珠对我。
饿真是奇怪，不吃的时候还勉强能维持，吃了面条，尽管少，面汤毕竟撑起了我的肚皮，我反而饿得无法起身，只觉肚里空落落的仿佛要出火，两手不停地搓揉着，甚至出现了把周遭的所有据为己有的狂想。但我只能吸烟，而且只有烟吸。
当真一根烟能够胜似一个香喷喷的白面小馒头，燃上烟，不仅慢慢地把饥火压了下去，而且似乎多了些自信，我思想者一样离开了其实已不再注意我的小服务员，我感觉自己实际上就是思想者，大脑里却乱糟糟的根本没有思想的开头。
我没有回亲戚家睡觉，也毫无睡意，再次踱入了黑暗，为了节约体能这么个简单的理由，我在黑暗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想不起，只默默地吸烟。
我几次欲迷糊过去，又几次被恼人的夏蚊叮咬得既疼且痒的感觉弄醒。
冬夜长，夏夜短，天要蒙蒙亮时，“红金鱼”烟赶巧也吸尽了，我便纸烟盒用力揉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团，随意地扔到小路中央的积水中，仿佛恋恋不舍似地又回头端量了好一会儿，走过去用脚狠狠地踩了踩，积水溅湿了我的脚。
我用力地跺着脚企图摔掉沾到鞋上的泥水，这是一双皮鞋，我刚考上大学那年我姑姑送的，我一直舍不得穿，连带这次才总共穿过两次。被沾染过的东西要恢复原样并不容易，泥被甩掉了，水却被摔成了无数的小水珠儿密密麻麻沾在鞋上。我惋惜地蹲下身，用手轻轻地把水珠儿抹去，才幽灵似地闪回到亲戚家里。
亲戚的家人正在酣睡，我只留下了一张“归心似箭，不便打扰，再三感谢”的纸条便匆匆离去了。
这一段或许根本算不上经历，充其量不过是一夜的感受而已。然而，人的不少观念往往都是在这种激烈、真实、明确的感受冲突中迅速地形成。因此，这对我至关重要，尽管我无法说清这段经历到底给了我怎样的影响，每到聚会便总有一股强烈地一吐为快的冲动。这次，我总算说了，虽然这与烟酒毫无关联，但我实在无法自抑。
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谈话必要痛快淋漓方能尽兴，若有事情闷到心里，常常会有好长时间憋得胸口胀裂似地痛疼。既然开了头，还有一件事似乎也应该一提——
我们那个时候的毕业分配的区别只有能否随心所愿，按照惯例，由于我们所学的专业当时还属于缺口专业，学生多是来自哪里便会分配回哪里，除非个人申请，几乎没有过例外。曾几何时，同乡之间谈及此事，不少人义愤填膺，认为如此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前途。
偏就这样巧，在这种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的闲谈中，到我们毕业那年竟然有了一个分配去外县的计划。班主任征求意见时，必须有人承担的几位相互对望了一眼，没有谁肯最先说话，但目光都是坚定的。
应该说，我是几位中底气最不足的一位，我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意外。事后我才了解到，因莫名的空虚无聊让自己变得一切都无所谓的我最不善把握信息，在别人手忙脚乱晕头转向地忙活时，我居然会毫无所知，我为自己深感悲哀，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处理这样的大事。
我一贯坚信，生理正常的人根本不存在“痴傻”一说，区别便在于人反应速度的快慢和能否快速出口。
至于反应速度，快者往往能迅速抓住别人讲话的核心并深刻领会其中的实质随之作出反应，慢者则常常当即无法理解甚至作出错误的以致于引起不良后果的反应，但只要认真思考，总会有想明白的一天，虽然不良的后果可能已经发生，时间的间隔却绝不会超过几小时或者更短，完全不会耽搁亡羊补牢，至少也能引以为戒。
至于能否快速出口，主要指人在同样迅速地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有的人能够当即突破情面的束缚迅速以雄辩的口才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有的人则或碍于情面或缺乏伶俐的口齿无法或者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显得呆滞。
我便属于后者，后者往往无私固执，容易后悔，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一旦有所发现常反噬得更为厉害。尽管我意念中隐隐有一种分配去外县当真有点儿令人欢欣鼓舞的感觉，但我还是恶作剧似地要跟孜孜以求的几位那样——绝不放弃回老家谋求发展的机会，这样便不得不放弃在几位多以恋爱为由振振有词地争辩之后而独有我暂时无任何正当理由只能甘愿去外县的承诺。
由于我当时仍缺少对关系重要性的最清醒的认识，我没有去找那位与我多少有些渊源曾帮过我而我只礼节性地拜访过一次的校领导，而是直接去找到了班主任。
班主任是位和蔼的年轻人，曾对我给予过厚望，他以同样和蔼的态度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而我的态度却无论如何也热不起来。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用冷得近乎发抖的声音说，我要回老家，原因是：我是独子，父母身体有病，常年需要照顾。
这一句谎言对身体健康的父母甚为不敬，但我当时实在找不出比这更中肯更贴切的理由。坚定地说过之后，我偷偷地瞄了一眼正斜躺在简易沙发上的班主任，他脸上挂着僵硬的勉为其难的笑，却没有说话，只静静地甚为认真地听着，眉头不自觉地紧促了起来，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认定的他在遇到难题时的一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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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竟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丝同情，瘦弱的曾被我认定是那样坚强有力的他此时显得多么的无助。之后，在他面前一贯笨嘴笨舌的我居然在他答应“能力有限，再试一试”后又口齿清楚地说了一些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内容，我显然无限地夸张了自己与那位校领导的关系和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位亲戚在县城的地位与影响。
为此，我再也没有主动去见他的面，甚至在毕业后有许多年我都羞于见他，我总感觉自己有点儿不够光彩，虽然在毕业前的例行实习中他告诉我事成了时，我曾萌生过我是得胜者的念头，而且非常渴望地想拥抱他，但碍于情面，终没有抱成。
多少年后，我才大致弄清了其中的缘由，他为此利用我一位同乡的高昂热情把他派到了海岛。
说到这里，便容易理解我何以会断了音信似地再也没有去过亲戚家，机械必定严格地按照事先了解到的由教育局至职能部门再至岗位的程序拿到去距离老家最近的安宁乡的调令，我甚至没有将自己工作安排的消息通报给亲戚，而是片刻也不能等待地去了安宁乡。
安宁乡人民政府驻地就在安宁乡的安宁村，最惹人注目的便是左右两侧各四排分别用于办公、食堂、接待和单身宿舍的平房的一条整洁却不甚宽敞的甬路上的两列既高且粗且直的毛白杨，叶子正随着雨后的微风“哗哗”作响。
我是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戴着小铺盖卷赶到这里的，顺眼看了一下手腕上那块父亲从不舍得戴的表，时间恰恰上午九点整，由于雨后道路泥泞，沾了我一身泥水，样子定是狼狈不堪。
这里虽与高楼林立的大学校园相比显得寒碜，比之老家的那些低矮的平房却又豪华奢侈了许多。大概是受了毛白杨树叶响声的烘衬，院子里极静，除了啤酒肚高高隆起的两位正在低声地议论着什么，再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活动。
想到自己以后便要成为这里面的一员，一股庄重肃穆之感莫名其妙地慢慢地自心底升起。我小心翼翼地支好自行车，按照调令上的指引，既羞且怯地进了乡政府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位老者，正高一声低一声地打着“摇把子”电话，见我进来，眼皮也不抬一下，只极为随意地问了一声，有什么事？
我郑重地答，报到的。
他的态度随之热情起来，几乎是扔掉了手中的话筒，赶忙过来与我握手。他说，党委政府，党委管政府，报到是要去党委的，党委就在政府后面的那一排，上面有牌子。
我不解地问，调令上不是写明了吗？到政府报到。
他笑呵呵道，这个书上没写吧，慢慢就懂了。我正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懊恼，他又说，不过，你来安宁乡算来对了，这地方人好水好地好长棵毛白杨也好。
他指定是一个爱唠叨的人，爱唠叨往往是人缺少自信或者郁郁不得志的表现。日后我果然了解到，他曾经是这个乡的乡长，这些毛白杨全部是他在任期间的杰作，后来他犯了错误，据说是男女作风的那种，被降了职，组织上原本决定调他到其他乡工作，但他偏就认准了这个地方坚决不肯走，可惜这个地方的职位已经满了，他便自动请缨做了一个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闲差。
在指引我去党委报到的不足二十米的途中，他又向我讲了至少有五六条类似于刚才那样的我当时听来似懂非懂却甚觉新鲜的顺口溜，显然有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卖弄文采的嫌疑。
不过，现在再仔细咀嚼这些顺口溜，当真觉得不仅极富文采，而且蕴含了不少哲理，是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结晶，因此常有搜集整理成书的想法。
党委办公室里有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和一位个子不高精瘦且脸黑如碳的中年人，老者只为我做了简单地引见，我甚至没有听清对方的姓氏，他便匆匆离去了。
对于他的离去，我竟隐隐生出一股失落，当时便想他必定是一个能够从容应对世事的人，自己的水平什么时候能及得上他的一半就够了。
党办的两个人盯着老者离去后，便开始象审犯人似地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中年人冷淡的面孔上的肌肉显然在抑制什么明显在抖动，而青年人则无此定力，早已乐出了声，至此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沾染的泥水早已变干，活象一个刚从地里走出来的老农民，原本已有些胆怯的我窘得更加无地自容了。
事实上，我认为年轻的那位反而大，是副书记，那时候的副书记不象现在这样有好几位，除了乡长之外，便只有他，因此他便理所当然地分管机关，在党委绝对拥有足够的分量。貌似中年的那位只因为脸黑才显得大了些，是秘书，他认真给我做了登记。
后来，我才了解到，象我犯的这种错误经常发生，搞得副书记甚为不满。据说，县委一位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到安宁乡调研，把前来迎接陪同的副书记和秘书给认反了，一路上都不理会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的副书记，只顾给秘书讲话发指示。
刚开始，副书记认为县领导跟秘书熟或者有亲戚关系，心中不快也不吱声。后来渐渐品出了味，心中大怒，吃饭的时候临时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便找来从没有资格陪领导的政府文书作陪，而把秘书凉到了一边。
待酒菜上齐，县领导就是不肯下筷，反复追问“副书记”的去向，副书记只好如实言明，县领导哈哈大笑了事，而两人却从此变得面和心不和。
但副书记不满归不满，却从不表现出来。因为秘书是一把手书记从外单位特意挖过来重点培养的，据说两人此前并无多大关联，只是因为大家都脸黑。
象这样的传言极难探听得到，机关里大多谨言慎行，见了面或哈哈一笑或开一些半荤半素甚至极为露骨的黄段也拿得出来，至于谁与谁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有的人恐怕至死也搞不清，最可怕的要数被人活埋了还没弄明白是谁挖的坑是谁填的土。
当时的我毕竟如副书记所说嫩得能掐出水来，当然不肯堕了自尊，在副书记问过我一些无关疼痒的问题后，我居然说出了城里那位亲戚的名字，企图博得一些可怜的尊重。岂料副书记故作没有听清，问外面的那位便是你亲戚吗？
原来亲戚的名字竟然与外面两位同样面如黑炭的啤酒肚其中的一位名字谐音。我忙说，不是。
副书记说，那就是咱们的书记和乡长。
我怯生生地再次探出头去望时，两人已停止了谈话，眼睛各自在望着不同的方向。
后面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安宁乡有不少胜过红头文件的不成文的规定，诸如除了书记和乡长之外绝不敢在上班时间站到院内闲聊；因为书记喜欢背着手走路，其他人当然不可以如此；黑不能说黑，必须说成乌；因乡长有一次喝高了，睡觉时大喊“上饭”，“上饭”只能说吃饭而绝不可以提“上饭”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若非想找小鞋，那是绝不能说的。
象我这种清澈见底必少内涵的人自不会得到什么尊重，而且二十岁的青年人要彻底做到“无所谓”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稍有外力袭扰，被强自压制于心底的“争强好胜”便会重新泛滥起来。
或许出于对我过于冒昧的轻视，副书记很快便丧失了跟我继续谈下去的兴趣，尽管正在逐步恢复自信的我还有许多需要表明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水平实在又找不出赖以把话题进行下去的借口，只能眼看着他走出去，恭敬地与立在党办门外的两位啤酒肚谈论着什么。
这当口，秘书给了我一个眼神，有颇多的鼓励和嘉许。人有时候往往是不需要开口讲话的，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神，而且只需要一个手势或者眼神便足以让人的精神振奋。
惴惴不安地等待了感觉极长实际近乎瞬间的时间，三人便达成了默契，当副书记再次招呼我时，我知道自己将会按照调令的要求有一个岗位了，脚步不觉轻松起来，临行时，我特意回头望了一眼秘书，秘书也正抬头冲我微微地点着头。
既然知道了两位啤酒肚就是乡里的最高长官，行到他们身边时，尽管是低着头，我突然觉得应该主动打一声招呼，便庄重地抬起头仰视着他们，怯生生地叫了声“书记、乡长”，手也忙不迭地伸了出去，希望能跟自己的最高长官握一下手。
然而，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身上，副书记见我打招呼，才忙着作介绍，书记“喔”了一声，待我的手几乎伸到他腋下时才勉强摸了一下我的手也算是握了手，而乡长则干脆装作没有注意到我，只居高临下地笑着。
对于这样的礼遇，我心底里明显飘过一丝不快，但我还是屏住了呼吸尴尬地笑着，只有在急速而又机械地转身后，呼吸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我知道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要多走不少的弯路。我暗暗地祈祷着，期盼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
之所以在这里费如此多的口舌去讲这许多杂事，主要是因为按照逐级汇报的原则，象我这一级的人员以后少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高层领导，除非要竭力地去巴结他们，尽管他们也常深入到具体的单位，但接触的多是中层领导，守着自己的领导见自己领导的领导总是要避嫌的，如过不想穿小鞋的话，千万别被他们亲热的称呼所迷惑，那不过是一种姿态。当然，有时候领导故意摆出的姿态也是一种态度。
副书记亲自送我去位于党办后排的距离绝不会长于党办与政府办之间间隔的按照调令我应该去的镇直部门时，两间平房的外间聚了十几个人说是在开会。
开会的人肯定在不停地抽着烟，地上已被扔了许多烟头，屋内烟雾缭绕且掺杂着浓烈的旱烟味，我们推门而入时，几乎看不清屋里人的面孔。
他们不约而同地起了身，脸孔多是恭维地冲向副书记，纷纷打着招呼，及至副书记介绍我时，他们只是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后又象有一种外力似地把他们的脖子扭向了副书记，尽管副书记的话并不多，他们还是仰视着他，直至他随意地说了句“你们忙”便欲离开，我注意到十几双脚都在挪动，至少已作出了挪动的姿势，虽然副书记再三劝阻，他们还是把他送出了门，似乎不这样便亏欠了什么似的。
副书记离去后，其中的一位老者便把我让到了他原来的与主持人对面的位置上，我当时并不懂这样做是极不礼貌的，便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准备听会。
由于我的意外加入，位置明显紧张起来，他便讪笑着往已坐满了人的排椅上挤，大家虽一再挪动懒得挪动的屁股，他仍然只能有半个屁股放到排椅上，人们便说，委屈所长了。
他显然不是所长，而且反应极快，顺口就是一句“龟儿子才是所长呢”。
另一位老者，必是所长，立即痛迎了一句“所长不是你爹吗？”。
不是所长的老者见说漏了嘴不好收场，自我解嘲地说，****姥姥的，守着驼子不敢说矮话。
恰所长个子不高，常常引以为憾，此话当然又触及了他的隐痛，脖子上已然青筋突兀，面红耳赤，反骂道，“****姥姥，矮个子还强不过驴脸？”
我仔细端量着，让座老者果然脸较常人长出了许多，他待要再去反驳时，主持人板着脸已在说“继续开会”，这场欲要持久的争论只能以让座老者吃了亏而收场。
会议主持人便是农业副乡长，与老者沾亲带故，但凡在我所经历的场合中，农业副乡长总是偏向于所长，这或许只是一种姿态，即使这样，让座老者也常常牢骚满腹。
与会者则多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的人员，副乡长宣布会议重新开始的话音刚落，会议的气氛立即又热烈起来，其中的一位公鸭嗓子嚷得最欢，此刻他的光脚已从拖鞋里逃出来放到了排椅上，他边咔嚓咔嚓地剪着脚指甲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言，旁边的一位则悄悄地把他的拖鞋踢到了桌底下，以致于散会后他满屋子地找拖鞋。
会议气氛虽热烈，但由于发言毫无秩序和节制而显得有些乱，让突然加入的我一时间难以适应，默默地耐心听了许久，我才渐渐地辨出了其中的味道。
原来他们在研究农村的三角债清理兑现，说是农村的三角债已到了非常严重非清理不可的程度，前面已过了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各村自行清理三个阶段，其时研究的是镇干部如何介入以及镇干部的奖励政策，会议已接近了尾声。
读大学的时候，曾听有过农村基层经历的老师讲过，乡镇政府是共和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工作研究的多是“如何做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做”的问题，问题多、事情杂、漫无头绪的乱是乡镇工作最大的特点。老师讲得明白，学生也觉听得明白，却怎么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印象。
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一下子便参与了其中，我感到好奇、新鲜、兴奋、激动、跃跃欲试，竭力要跟上他们的节奏，暗暗地虽费尽了脑力，始终也无法把这些零乱的毫无规律的发言和信息聚拢到一块而形成一个方案，万一要我去整理这个方案怎么办？我必定会茫然无措而颜面尽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正独自担心，激烈的争论已渐渐平息，坐到紧紧拼凑到一起的三张办公桌的其中能够显示出主持位置的一张后面同样在认真地听着的副乡长便咳了一声，认真地在一个精致的小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每写一会儿，便要抬头问一句“是这样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众口一词的“嗯”“对”之类的判断词。待副乡长记完了，会议便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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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老师所言，即使开头再困难的事情，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乡镇确有数不清的类似这样的活动，譬如计划生育、提留征收、消灭工业空白村、集体出工、土地调整等等，日后的经历让我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被顽固而严格坚持着的固定程式：拟定方案——试点——推广——总结，其中的四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某一阶段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哪怕是走过场也必认认真真。
最不能缺少的是材料，材料不仅是用来读给人听的，而且是工作成果的结晶。由于当时打印机在乡镇尚属稀罕物，因此，一手漂亮的字配之以流畅的材料是当时乡镇机关工作者最重要的两项素质，而且漂亮的字往往比流畅的材料更重要，因为材料必须通过字来给人以第一观感，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能够起到“一俊遮百丑”的作用。如若不信，大家不妨去辨一下用打印机打印和一位能写漂亮字的人手抄的同一份材料的观感。
只要具备了这两项素质，在乡镇便能顺理成章地被推崇为“才人”，常用“一支笔”来形容。这让我感到好笑，在我看来，材料不过是写作者按照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对事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简单至能够说清楚问题的文字表述和记录，反映的不仅是写作者的文字功底，而且代表着写作者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肚量和品格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想象，一个气量狭小品格低劣的人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来，所以称“用心写作”。
肯定是从这个角度讲，搞材料是机关里公认的最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少有人愿做，连秘书也是不做的，材料多推给了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成立了乡文化站，叫做文化站长，文化站长便是乡里的“一支笔”。
我常常想，这主要是由于人的素质所决定的，那时候的乡干部有三分之二是临时工合同工，余下的三分之一正式干部也多是部队专业或接班或就工或通过其他途径转正的，尽管他们大多有着中专甚至大学的学历，但翻开他们的第一学历，能有个全日制的高中学历已算是相当不错了，初中高小之类的更是比比皆是。这当然怪不得他们，是国家高等教育一度出现断层的必然结果。
随着国家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他们纷纷获得了高学历，虽然他们的学历只要集体为其垫交足够的学费甚至勿需上学便可以轻松获得，但他们毕竟已是具有高学历的干部了，即使有再高的学历限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的提拔使用，眼瞅着有不少人蹭蹭地升了上去，虽然绝少有人冲破副县级这个关，毕竟曾主政一方不虚此生。尽管如此，他们确是那个年代忠实执行党委政府决议的一群人。
我很快便发现，自己忽视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至关重要的哲理，文字功底当然是可以练的，而能力的提高则必须得有经历，在经历中不断地磨练。
能够让我尽快地认识到这一点的经历，当数在我刚获得书记赏识后的那一段。应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得上获得单位最高领导赏识更容易激发年轻人的热情，尤其是这种完全凭能力和才华而非时下流行的依赖金钱等物质因素而作为获得方式的赏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居然是我思想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急于喷发的热情和因此而引发的沾沾自喜纠缠到一起，一扫紧紧罩到我身上的阴霾，让我的心情如同自己的脚步一样变得轻松起来。
但如果当时能够象现在这样耐心地品一下，便可以发现其实我整个人都是自相矛盾的：目标仍然模糊，我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意欲何为，朦胧中有一种接触领导的愿望，细想起来，又不是别人理解的那种急于投机钻营的心理在作怪，只觉得能够紧跟在领导身边便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至后来，目标清晰了，接触领导的机会多了，这种感觉反而不见了，总喜欢有意无意地躲着他们。
或许这只是个例，我原本就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只希望自己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便已经足够。于是，便有人当场作难，还不是**的工资让你衣食无忧？如果让你象下岗工人那样断了工资，便不会有如此想法了。
当真去想象了一下没有工资的生活，无非是吃糠咽菜，生活苦一点儿，苦一点儿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或者说骨子里还在牢不可破地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有才华，就没有人能压得住，尽可以恃才傲物，经常用来支持和安慰自己这一思想的处世格言是：粗重的铁棒能够压死巨象，但要压死蚂蚁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行动上又急于表现，企图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引起书记足够重视的机会，嘴里却喊着“我无所不能，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常常为此与人做一些无所谓的争论。
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人的变化，我的心理开始变得脆弱，情绪极易起伏不定，突出表现为：患得患失，常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
那一段，我必定如此地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逢晚上临睡前，必要把一天经过的事情放电影似地过一遍，大到方向问题，小至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愤怒，否则便强迫自己绝不能睡过去。
幸亏这一习惯坚持得并不长久，仅那么一小段的时间便已搞得我睡眠明显不足，长期下去会患上精神衰弱症，因为我已明显感觉到这种费尽心机的思量过去之后，显然已激活了脑细胞，要么长久兴奋愈是想睡反而睡不着，要么即使睡过去也总在漫无边际地做着梦，醒来后累得脑袋生疼睡了反不如不睡。越是这样越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让自己惴惴不安好长一阵子。
这无异是天真的和幼稚的，由于自己的风头，一种暗中较劲无暇预料也无法预料地发生了：显然是感觉我撼动了文化站长“一支笔”的地位，一向跟我甚为投缘的他变得对我不冷不热起来。
至此，我方才意识到，工作是有分工的，盲目地抢风头，哪怕是多做了工作也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我敢说，随后发生的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必定让他找回了自尊，因为他看我时的笑是那样的狡黠、诡秘与自得。
那是某一天的上午十点，正是乡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休会期间，书记突然找到了我们俩，安排他下午欲作的一个报告的撰写。由于时间紧迫，报告被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由我负责，下半部分则由他负责。
有了上面的文字，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这不仅是我第一次独立地去完成在我看来是这样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书记亲自安排的，那里面可是透着多么重要而又严肃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被一股神圣的使命感充盈着，决心要把自己的水平十二万分地发挥出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报答书记的知遇之恩。
看得出来，他同样在激动不已，毕恭毕敬着，勉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我暗暗讨厌他这种做作，他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感到小气的人，似乎一枚树叶就能够打破他的脑袋，我认为这便是临时工的通病，尽管他后来转了正，但仍保持着这种风格，甚至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他这样分辩说，何谓小事？机关里压根就没有小事。
以我当时的水平当然无法理解他话中的含意，只注意到他把接受这样一次任务赋予了更多的对比与竞争意义上的安排，比我更加重视，虽然他仍是一脸轻松，甚至近乎自言自语地跟我东扯西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我早就听人说过，他年纪轻轻便已修炼到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火候，是安宁乡机关里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位。
这本是他实实在在地优于我值得我认真学习的方面，却因为这样一段经历总让我瞧他不起：大约是我在工委的那一年，县委尤其重视宣传工作，把在县报的发稿量当成一项硬性指标分派到各乡镇。乡党委政府便相应制定了鼓励到县报投稿的奖励政策，规定每在县报发表一篇稿件除报社的稿费外，再奖励现金10元。
为便于管理，同时规定凡是关于乡里工作的宣传性稿件都需经过他手。其时正值消灭企业空白村喊得最响的时候，关于乡村工业发展的稿子自是最易见报。不料，他居然把我的稿子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县报发了。
当时，我的目光被不知天高地厚地定格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以并不在乎这些小事小非。然而，之后类似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便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了，最不该的还是他不该在这个当口儿在我面前大谈特谈什么肚量，说是什么有多大肚量就可以做多大的事儿，似乎我当着许多人的面儿去过问这事有多么的不应该。
他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寻常事件他总能找到千万般理由，但我那次有根有据的质问确让他只顾肚子一张一缩地呼吸而半天没有应答。我原该体谅他的难处，他是有任务的，但有任务也不能不择手段，这更加验证了同事们关于他“心眼特多”的传言。
在汉字中，心眼多是正常的事儿，若是特多便走向了极端，连人品也是要打折扣的，人品不好的人多是小心眼儿。
或许由于他的分头状似出卖过江姐的叛徒蒲志高的造型，所以人们背地里称他“小叛”或“小蒲”。实际上，这是他为人处世最贴切的反映，据同事们说，他们曾专门考验过他，只要当着他的面说过的领导的坏话，领导往往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获知。
接近领导并没有什么不好，否则领导如何才能认识你理解你赏识你，但绝不可存有出卖朋友踏着别人肩头往上爬的念头，因为只要有哪怕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人们也会找出让你露出狐狸尾巴的方法。
就这样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我自信不会输于他，因为他的文章软缺少气势而且常有不通顺的毛病几乎是同事们的共识，尽管他自视甚高，常吹嘘“能文必有才，有才必能文”，但这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我自接受任务那一刻起便开始了艰苦的构思。
我承认当时的自己远不如他老道，但一系列的事件让我的观念早已固执地把他从优秀的文人（暂且这么称呼吧）当中归到了投机文人（或许这样的文人已算不得文人，只能是政客）的行列，自认为不在同一档次，所以更不想输于他，不仅在质量上，也包括气势和速度。
现实却冷酷地让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的任务完成不及一半时，他已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在距书记规定的十一点交差的时间恰恰差十分钟的时候去向书记交差了。
可能是由于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的原因，那一段我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所以总让自己疲惫不堪，实践证明，如果长期让自己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往往会让自己丧失做事的兴趣，甚至信心。
事实上，我已多次推翻了多次已顺利完成却都感不尽人意的构思，至最后居然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拿定主意。待总算确定了最终方案后，那种平日里激情飞扬故意到办公室这种常挤满了办事或闲聊的人而显得吵闹杂乱的环境里写材料借以不知要炫耀点儿什么的优雅心情突然间不见了，原本极为敏捷的思路被紧紧地堵住了，而且越是这样越觉得无从下笔，尤其在他兴冲冲地去交差后，我已写不出任何东西，心情躁乱已极，不住地为自己的无能而无可奈何而沮丧泄气。
过了异常漫长实际上却不过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已返回来叫我，说是书记中午有接待任务必须赶在下班前看材料。
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地说，可，我还没完呢。
没完也要过去。他加重了语气，让人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幸灾乐祸。
我丧失了理智，顾不上客观存在的时间，仍在顽固地坚持着，而且思路也豁然开朗，当真下笔如流，如果不能够写完，岂不枉费了满腹才华。
书记终于不得不亲自赶过来了，他并没有责备我，眼神里却飘过一丝稍纵即逝的遗憾。书记当然也有着常人的自尊，不失宽宏大量地说，讲话呗，有个东西比划着就行了，咱又不是没讲过。
他越是这样越让我感到惴惴不安，尽管后来的经历证实，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对我的赏识，“一支笔”在旁边的一句“小林文章很厉害”的看似夸奖却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恭维话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下午听报告，书记原封不动地读了我费尽脑力写出的那一段，配之以他那浑厚的嗓音，当真让人感觉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散文诗那样的流畅，然而只是极短的时间，他便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挥，又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是那样的不衔接。
正自责着，书记已读到了“一支笔”负责的那一部分，听着是这样的熟悉，且有几处明显地不通顺。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身子蓦地一振，顾不上继续听报告，便赶回了办公室。我把书记的报告跟上级领导的讲话作了认真地对比，原来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级领导的讲话，几处明显不通的地方正是他曾改动过的地方，甚至连报告中的事例也只是简单地把事例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了本乡的。
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甚至想象这样的事实，又把过去的报告甚至工作方案尽最大可能地找出来进行了对比，居然全部如此。至此，我才彻底弄清了机关公文的奥妙，后来的经历也让我渐渐理解了这一做法——最上级的文件必定是经过全面的调研才做出的，不仅上级的精神不能违背，而且即使要在不违背精神的前提下突破原来的框框和格式也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乡镇这一级，也绝不会具备这样的实力和勇气。
然而，凭此即可获得“一支笔”的称呼并以此沾沾自喜却难免让人感到可笑，我恶毒地想，只要有上级的报告稿和小学生的作文水平，就可以写出同样优秀的乡镇领导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