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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四日,宋钦宗下诏削夺王黼在身官爵,长期流放衡州,没收其全部家产。据《靖康遗录》说,从王黼家中“得金宝以亿万计”。吴敏和李纲都建议趁机斩杀王黼,可宋钦宗觉得,此时公开斩杀退休大臣,不太合时宜。于是,便将这事交给开封尹聂山去处理。聂山与王黼宿怨很深,他秘密派出武士追杀王黼于路途之中。而对外则公布说,王黼“为盗所杀”。
第二天,鄜延路张俊、环庆路韩时中、泾原路马千等西军将领,皆领兵来到京城勤王。宋钦宗很高兴,宋钦宗以为这些将领都是接到勤王金字牌后赶来京城的。当初,朝廷闻听金军已过黄河,曾连续发出多个金字牌,令内侍官前往陇西勾兵。
可是,当宋钦宗问起他们时,他们都说不曾见到金字牌,他们只是闻听京城危急,遂主动赶来赴难。朝廷这才发觉,有三个内侍官竟将金字牌私自藏匿了起来。宋钦宗大怒,下令立即斩之。
为尽快凑足金银,让金人早日从城下撤军,宋钦宗于正月二十七日又下旨,要求有司“权行招括”,由朝廷出钱从民间收购金银,这是宋钦宗又挖空心思想出的一个新招。他在圣旨说;“朝廷近为大金攻围京国,方讲议和,须犒金银币帛数目,金银最为紧急。虽各分定,抛认之数尚虑,告论一节,或为民害,遂令除去。自下令以来,权豪殊不体念国家之急,所纳之金银稀少,可自今月二十七日为始,应京城畜金之家,所有之数,或以埋藏,或以寄附,并限两日,尽数赴元丰库、大观库、左藏库、榷货市易、务都茶场送纳。金每两价钱二十贯,银每两一贯五百文,先次出给凭由公据,候事定支还。若限满不赴官送纳,并许诸色人陈告,于所告金银内二分一分充赏。犯人取旨重刑断遣,知情不告与同罪。”
殿中侍御史李奉议奏曰:“臣等访闻,民间供输今已累日,其纳金银数多者,可遵前降圣旨,于武官内安排。臣等欲望圣慈付有司条具以闻,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劝来者,庶使人心欢悦,乐于输纳,以济一时之急。”宋钦宗准奏。
这天晚上,据“专领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所”统计,左仓库中有广福坊的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朝廷于是奉御宝批示,授予李隶成忠郎,授予葛关保议郎。这天,像李隶与葛关这样前来交纳金银,希望得到官职的人,据说有数百户之多。
然而,前来勤王的宋军将领们,对于朝廷一味与金人议和的政策与做法很不满,他们要求与金人开战,用武力迫使金人退兵。
正月二十七日这天,大雾四塞。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人,一同来到福宁殿觐见宋钦宗,并共同商议对金人用兵之事。
种师道进谏道:“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固坚守和议,俟姚古来,兵势益甚,然后使人往谕金人,以三镇系国家边要,决不可割,宁以其赋入增作岁币,庶得和好久远。如此三两返,势须逗留半月。吾重兵密迩,彼必不敢远去劫掠。孳生监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
李纲附和道:“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探得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已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锢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宋钦宗听后“深以为然”。众人也都赞成种师道与李纲的战略设想,他们于是对兵马进行了部署与安排,决定二月六日向金军发动进攻。之所以选择二月六日出兵,有两个原因:一是找了一个阴阳家推算了一下,这阴阳家说二月初六这天“利行师”;二是大家估计,那时候西军主力之一姚古之师也将到达京城。
为进一步了解金军内部情况,正月二十八日这天,种师道派人去将沈琯请到宣抚司来,向他询问金军当初兵临城下之事。沈琯说道:“当初,黄河岸边若有千人守之,金兵岂能至都城?”
沈琯对官军弃河不守很是不解,深感遗憾。
种师道叹息道:“是啊,河岸若有守军,金人岂能至此?但现今关键不是追责,而是如何让金人退去。”
接着,种师道就河北地形特点,以及在何处拦击金军为好等情况,咨询沈琯。沈琯就把前几天给李纲信中所说的几点内容,又向种师道叙述了一遍。
种师道听后笑了笑道:“如公之言,金人比至塞上,已无匹马矣。”
沈琯问道:“今日当如何处置?”
种师道没回答,反问道:“公见得敌寨中有粮否?”
沈琯回答道:“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闻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
种师道点点头道:“情况确如公所说。昨日生擒二贼,割腹视之,已食黑豆。今当逼贼营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过五七日间,彼自沮折矣。”
这时,沈琯从怀中取出一份劄子,呈交给种师道。劄子中写道:“金国长驱直犯京阙,盖缘中国失谋。今日之谋,岂可再失哉!执政大臣力主讲和之议,然金帛果充其数乎?三路之地果能弃乎?已议讲和,而王畿之内剽掠殆尽,兵回之后,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奸人借宗庙社稷之重以劝人主,而为全身之计,或张大敌势以胁朝廷,而成其讲和之功。殊不思异时之患,又有甚于今日也!
闻金人见造浮桥,驰驿班师。若迁延失机,濬州桥既成,黏罕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伏望宣抚、枢密使详酌斯言,断以不疑,而早图之,宗社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