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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礼拜，可能要住院也说不定，心情不是太好，希望不会是太大的毛病！）
雒阳太学前的广场上，陈琳作为文渊中的骨干分子领着以青年为主的太学生和一帮儒生彼此对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达的宣称要对鲜卑人进行报复的血腥诏书，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远人来服’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帝国强盛时期，朝廷往往会对前来投降的部进行赏赐，免去他们的罪责，而现在天子不但下令斩杀对方前来献降表的使节团，命令边地士卒将其头颅悬挂于长城之上，更是说出了十倍杀之以行报复的暴虐之语，足以让那些传统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学在帝国的思想体系中，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时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为了能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观点，利用大一统和君权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国的政坛，因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统六国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汉，对于孝武皇帝而言，让法家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本治国的黄老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个贵族阶层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终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过儒家因此也扩大了影响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国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对帝国各个阶层施加着影响。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由于光武皇帝本人和中兴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实质上的发展，而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帝国的政治也渐渐走向了伦理道德政治，在皇权强盛的前期，这种政治模式对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可当皇帝孱弱，以后族为代表的豪强集团逐渐把持朝政时，这种伦理道德政治就变成了帝国政治中的病变体，孝桓皇帝时代开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风潮和门生故吏集团便是其引发的后果，伦理道德政治对于人的道德提出过高的要求，最后只会导致虚伪矫饰，人情关系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于过分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律法，于是法纪对帝国官僚的约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官僚和权贵者失去约束，普通百姓则苦于酷法，帝国在建宁以前的各种问题，从表象上看是豪强把持皇权和贪官污吏横行，但实质上却是伦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为伦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为道德楷模去统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贤明而且拥有高明的治国手腕，那么伦理道德政治无疑能发挥它的作用，但可惜的是由于皇帝本人站在整个帝国的至高点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伦理道德政治更多时候都是处于失效状态，而那个时候用以维系帝国运转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现，那么很快帝国就会轰然倒塌，死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即使伦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学说再利用安抚百姓，但是民众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当失去制约的官僚和权贵侵害到他们的底线时，原本看似温顺，受到传统观念和儒家学说忠孝服从思想熏陶的底层百姓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将帝国拖入毁灭的深渊。
一直以来，刘宏都在淡化帝国的伦理道德政治，而降其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政治应该是高效而讲究实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伦理道德政治注定只能碌碌无为，沦为一块遮羞布，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每个王朝都是初期强大，而后每况愈下，便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会渐渐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个王朝之初，除去开国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会强调法纪的作用，但是随着后继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对法纪的重视会慢慢被侵蚀，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其本质都是迎合皇权，因此不管是法家的法治还是儒家的民贵君轻，到最后都只是一句空话，当贤明强干的开国君主逝去，之后的王朝皇帝们会破坏先人所定下的规矩，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进行赏罚，帝国的基础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破坏，贪污腐败的情况一旦开了个头，就很难得到遏制，最终使整个国家像病变演化，逐渐衰弱以至于死亡，而这个时候伦理道德政治往往会被那些利益攫取者当作一块遮羞布来使用，他们既没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也没有确切的才能，他们所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的本事，靠着开国君主和功臣们制定的制度使王朝苟延残喘。
历史上所有的中兴之主，几乎都是恢复王朝初始的法纪，约束失去控制的利益集团，才得以重新振兴王朝，就像现在的帝国，在光武皇帝中兴之初，依靠豪强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对犯罪的大豪强施以制裁，但是随着皇权的巩固以及独裁制度，光武皇帝晚年时豪强势力便得到了抑制，而他的继任者孝明皇帝延续了他的政策，在这一段时期内，豪强势力被皇权全面压制，只可惜孝明皇帝之后，孝章皇帝开始对外戚纵容使得豪强势力反弹，最终在孝和皇帝以后危及了帝国，若不是刘宏上台以后利用光武皇帝制定的独裁制度，再次独揽了皇权，恐怕整个帝国将如原先的历史轨迹一样，被农民起义摧毁最后的统治根基，陷入军阀混战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泄帝国累积的各种问题。
太学，作为刘宏改造帝国政治的大本营，从建宁以后，由他借鉴后世各种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学便在太学悄然崛起，而这个时候儒家学说的包容性就体现了出来，因为无论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刘宏都可以将它们披上儒家的外衣，孔子本身作为一个坚持周礼的贵族，尊王攘夷，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始终贯彻整个儒学，在他死后，儒家一度有过八个学派，在战国时代，儒家也并非一直都碌碌无为，只是其所坚持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对君主过于苛求的道德使得他们没有太大作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统六国以后，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学说，只不过因为在郡县制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顶，才导致了儒家被弃用，至于所谓的焚书坑儒，也不过是帝国建立以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而炮制出来，当时始皇帝焚烧的是六国史书，坑杀的也只是那些方士，至于儒生根本未受到打击，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面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说秦末的典籍遭到损坏，应该说是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学说是为政治服务而产生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百家学说的成因，而这一条也是贯彻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的一条准则，当家天下的制度形成以后，所有不适应皇权统治的学说都被摒弃了，而剩下的法家由于在秦帝国的失败而注定只能隐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后的历代王朝里照样被阉割，至于儒家更是直接被进行肢解和完全为政治而进行解读，这也是儒家学说自战国时代以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刘宏并不认为自己能依靠先于整个时代千余年的积累而另外开创什么学派，因为历史早已经证明，即使出于政治目的被进行解读和修改，儒家学说的核心伦理道德依然是最适合帝国的，他所要做的只是修正它的缺陷并使其为自己服务就可以了，刘宏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冷酷或者自私的评语更适合他，因此他依然会为自己的后代打算，作为从秦末统一至今的帝国，皇权的神圣性已经深入人心，在原本的历史轨迹里，三国混战之后，魏篡汉，晋篡魏，使得皇权失去了原本的神圣性，才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自那以后，再也没出过超过四百年的皇朝帝国，刘宏的私心让他决定利用新儒学将皇权和整个国家连为一体，让普通百姓和帝国的精英阶层将皇权和国家看得高于家族利益。
七年的努力，让刘宏在太学里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年青太学生，而他们也是他麾下舆论的主要实力，尽管他们的名望还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士大夫，但是青年所具备的冲劲让他们比起那些士大夫更加狂热和充满干劲，在太学里正是靠着陈琳这些青年太学生，刘宏掌握了帝国的未来，但是眼下新旧思潮的对立依然严重，至少那些传统的儒生和文人并不喜欢刘宏带给太学的变化。
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高门望族还是寒门庶族，都属于地主阶级，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在帝国的豪族政治趋向瓦解时依靠时运取得了先机，从而阻挡了后者的仕进之路，利用攫取的政治地位试图为将取得的特权延续下去，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席卷整个帝国的内战最终确立了这种比之豪族政治更为落后的门阀制度，导致了自秦汉大一统之后集权帝国的中央衰弱，最后酿成了五胡乱华的恶果，但是现在，由于刘宏的出现，在一切都只是处于转变初期时，逆转了这种变化，一方面压制高门望族，一方面扶植寒门庶族，使得整个帝国在原本的豪族社会走向崩溃时建立起了一个更加健康的士族社会，虽然这种转变还未完成，也远未定型，可是两者的差距已经被缩小，足以形成一个撑起整个帝国的精英阶层。
在太学里，来自地主阶级的太学生占据了大多数的位置，但是这不代表太学里便是以他们为主，一个帝国若是底层的百姓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么它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即使以帝国的社会结构，一部分底层出身的人依然有机会出头，只是这机会相当的渺茫，而太学便是机会之一，虽然太学里年轻的贫寒太学生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刘宏这一边，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固执于以前学的经义，而这一部分人便可以算作一个典型，他们代表了帝国目前知识分子阶层里最底层但同时也是最坚定的一批人，他们并不喜欢刘宏那种违背传统的做法，在几乎没有参与过政治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应当是仁慈而非残暴的，刘宏对鲜卑人那种赤裸裸的血腥报复的诏书宣言，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先兆，刘宏会因此而变成暴君，迟早会将这种残暴带给本国百姓。
历史上，在一个王朝后期，撑起国家的只是少数正直的精英，而朝堂上多的是无能而且卑鄙的同僚，至于民间则更多是思想僵化的知识分子，而这并不能归咎于这些人本身，因为这本就是统治者天生对统治下的百姓的防范，以帝国为例，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大肆推广儒学教育，并且使用儒家典籍作为选官的标准，但是实际上官僚依旧以豪族或者崛起的高门世家为主，而这些人往往并不使用儒家的手段治国，但是表面上他们都是儒家徒，而民间得到教育的普通人更多的是受到教条式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们看似得到了出头的机会，但是最后真正能够成功的只有极少数人，而这极少数人也会立刻成为前者一样的人，脱离原有的阶级。
僵化的教条式儒家信徒，这就是整个帝国里刘宏所要面对的一群麻烦，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这些僵化的教条式儒家信徒虽然大多仍旧属于社会底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里最低的一群人，但他们中有不少可以算是真正的儒着，至少他们在德操方面比那些伪君子之流要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刘宏对他们保有一份敬意，而不愿意对他们使用非常手段，只是在舆论上一如既往地压制，在太学里内部的争斗里则放任不管，掌握了青年一代的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实在没有必要去迫害这些难以对他造成损害的儒生，文字狱这种事情有百害而无一利，利用暴力去消灭舆论是最愚蠢的做法。
车驾内，刘宏看着太学前广场上彼此对峙的两群人，轻轻叹了口气，那些守旧的儒生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现在的儒家势力并不强大，皇帝个人的喜好就能影响一家学说的兴衰，儒家真正的独大是在科举大兴，唯儒学思想取才以后才实现的，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出身的官僚才彻底让被皇权改造后的阉割儒学凌驾于了一切之上，皇权，儒学，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时的儒学已经成了一种僵化的制度，无论皇朝更迭，官僚变化，家族兴衰，始终不变的便是儒学带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周而复始的王朝让中国有了让西方人赞叹的长久历史和稳定繁荣，可是中国却在一治一乱的循环里原地踏步，直到明末出现了儒学自汉朝以后的第一次前进时，却被天灾和农民起义以及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彻底断送，接着便是儒学史上最黑暗的三百年时期，原本只是被阉割篡改的儒学彻底给扭曲了，连带在治乱循环里得以保留的中华道统也几乎被断绝，直到刘宏生前的那个时代，中国依旧在承受着那三百年黑暗时期所余留的恶果。
刘宏曾是历史系的学者，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也许有些偏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和中国的关系实在太过深厚，深厚到没有人可以去割裂，他能做的只是修正儒学固有的缺陷，并且通过一切手段使儒学向前发展，而这一切都被他寄托在新儒学之上，尽管里面掺杂了很多后世外国的东西，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儒学的本质精神是学习，儒家学说始于孔子，却绝不是孔子建立，由他的弟子所开创的八个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学习别派学说，才渐渐形成了儒家，而历史也应证了这一点，中国人始终是最善于学习的民族。
广场之上，由陈琳带头的新儒学的青年太学生们和那些守旧的儒生辩论激烈，事实上这种辩论并无意义，因为旧儒学注定是要消散的，很多时候实力代表着一切，尤其是在旧儒学的基础上诞生的新儒学更加易于取代它。行政，教育，选官资源上对新儒学的倾向性让这一切都成了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刘宏依然让这种辩论进行了，这是他向那些旧儒学传统下知识分子表达的最后敬意。
在刘宏看来，后世外国所谓的各种政治思想中国在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都有过，无论是秦的军国主义体制，汉初的自由经济政策，又或者是道家的无政府主义和法家的绝对集权主义以及儒家的‘民主’都有着相当的造诣基础，他所提倡的新儒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作为社会核心准则，法家作为治政思想，同时辅以军国主义体制，在他的理想中，帝国的臣民应当如同战国时代的秦人一样，勇于公仇，怯于私斗，整个国家保持着旺盛的侵略意志，他要让帝国变得如同秦国一样，但是又没有秦国的缺陷。
而从目前的状态看，刘宏的理想正在稳步地前进着，太学里年青太学生正在朝他所希望的方向蜕变着，而这一切转变的基础则是他不遗余力的财力投入，不过对他来说，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青年本就是血性的，只需要对他们加以引导他们就是帝国日后的脊梁，现在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让刘宏觉得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感觉，就似乎他站在世界之巅，俯视着脚下的一切，总有一天他会达成自己的野心。
广场上，对峙的气氛已经变得激烈起来，对于深信自己是正确的辩论者而言，对方任何的说辞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所谓的辩才能够压倒对方，有时候更多是气势上的，而现在新儒学的青年太学生们无疑占据了优势，他们占领了大半个广场，个个目光犀利，身体健壮，在太学里他们可以得到天子的补助和各种工作机会，足以让他们吃饱，有充足的精力锻炼身体，‘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这句出自天子的圣训被他们铭记在心，年青的他们相信帝国和野蛮的游牧民族之间，只有战胜他们，才能让他们接受秩序和文明，国家与国家之间，强权就是真理，在孝武皇帝时代，是卫青，霍去病，羽林军打败了北匈奴，而不是现在他们面前那些儒生口里所说的仁义。
要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安分守己，就要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帝国的威严，而那不是鲜卑人入侵帝国边境，杀害帝国子民，随后上一道降表就可以什么事也没发生，而是血腥的杀戮和报复，只有这样，那些游牧民族才会牢记什么是秩序，才会接受帝国的文明，在将来的日子里才不会发生战争，用一个鲜卑民族换取日后草原的世代安宁，才是真正的仁义，年青的太学生们坚信他们才是真理的一方，杀一人，救千万人才是真正的大仁义，他们现在面前的只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腐儒。(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