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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比我先到消化内科，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以胃印戒细胞癌患者的名义，而我是“医生”——被某些“从不干农活却要为农民制定种地操作章程”的人强加，然后用三块钱换回的牌子。至于什么是胃印戒细胞癌，我没欲望去了解，我只用明白它会夺走肖这条对旁人而言可有可无的35岁的卑微的命就够了。
肖之前做过胃癌手术，这次是以腹痛原因入院的。他化疗过一次，然后，就再没有第二次了。
第一次跟着梁医生查房时，肖自诉腰部不适。梁医生请谢主任来看，无定论，只好做检查。
肖的床位在走廊，陪伴的是其岳父。查完房后老汉来到了医生办公室，谢主任委婉地表达了情况不容乐观的现状。老汉问该如何治疗，谢主任说要等检查结果，视情况而定。
老汉衣着朴素，面容清癯，肤色黝黑，皱纹是与年龄相称的纵横和繁杂。他说肖虽然是女婿，可是在他心中就是儿子，还年轻他表述的一切对于病情毫无意义，可是除此之外他又能怎么办呢？
我坐在他对面，直视着他。人在无助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听众，哪怕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听众。也许是我一丝不苟的神情惊到了他，他间或会把目光从谢主任身上移到我脸上。疾病与死亡面前，话多了都是眼泪，但老汉没泪，也许已经流干。他走了，留下了叹息与无奈。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肖就已经疼地坐卧不宁了。梁医生去看他，我紧跟其后，又一次认真地审视了肖：黑，消瘦，眼窝深陷，下眼睑有条墨绿色的线，目光呆滞，嘴唇干裂，条纹衬衫。右手小臂刺着只鹰，下面是“大展宏图”四个字，颜色几于肤色一致。唉！这是一个曾经希望搏击长空，现在却被疾病降伏的无奈而又痛苦的萎靡不振的鹰。
结果出来了：癌细胞大面积转移。老汉再次坐到了医生办公室，我依旧在他对面。谢主任说病已经是晚期了，手术条件不满足，化疗弊多于利。老汉的愁容已经到了极致，所以这个结果并没有在他脸上被再次渲染。他听得很清楚，但又觉得没明白，于是便重复了他的疑问。这些“多余”的话或多或少能给他带来些缓冲，至于谢主任对那张残忍的检查结果的再次阐述对他而言已不重要。他、谢主任以及我都知道：等待肖的只有一个字——死，医生能做的只是止痛。
第二天情况不曾好转。梁医生问我敢不敢给他送止疼药去？她担心我会被那张脸吓到。她不知道我每次从肖的面前经过时总会看他几眼，当然是尽量不与之对视，不是不敢，而是怕被误解。拿着药过去时肖去了厕所，他岳父接过了药，我没有多余的话，仅传达了医生的意思。
老汉又来到了医生办公室，站在梁医生身旁说着于事无补的话，我站在梁医生的另一侧看着他。老汉不时抬头看我，还面带笑容，我报以微笑，然后不知所措地回避了他的目光。这素不相识的两个人脸上浮现的笑表达的是和谐？心照不宣？无奈？无所适从？鼓励？我们之间的最佳交流该限于此。我不会说话，也无话可说。老汉趿拉着凉鞋走了，两手背在腰后，弓着背。我望着他，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看到了远去的希望。
第三天肖吃了少许的饭，这是进步，于是他紧抓住这个微不足道的进步不放，天真地询问梁医生能不能把癌变部位全部切掉。疾病面前的人很幼稚，只要没有呼完最后一口气就希冀于奇迹地发生。面对疾病与死亡，活着或给他活着的希望就是一切。肖坐在床上，屈膝，左手放在左膝，右手输液，头挨着墙，面对止疼药和吊甁的是一张愁苦的脸。他保持这个姿势很久，很久。
后来，肖转到了肿瘤科，但不管转到哪儿，结局都是定数——被转入天堂。
若干天后，肖会死去，或许会带走他岳父的几滴浊泪。但对于旁人，他的死只会是闲谈时的一个简短话题，甚至都不会被提及。该叹息吗？不，这就是人世，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死亡。不要提什么不近人情，事情本该如此。
不曾接近死亡的我谈论生死基本上会是肤浅与无病呻吟，毕竟我还活着。白天不懂夜的黑，活生不解死的悲。
陶潜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逝者再无痛楚，惟愿生者安康。
人，健康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