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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听说我们的学院要改名，只是不知道改成什么，今天下课出去吃饭途中，身边有同学惊呼：“看，咱们学院叫科学技术学院了。”我顺声望去，只见教学楼上悬挂着的“里仁”两字已改为“科技”校门口的大名改为“燕山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我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回想起我2001年刚入学正值燕山大学的八十周年校庆，学校各种庆典、活动、晚会、井井有条，热闹异常，在此庆典上，我看到了燕大多年来在机械、材料、工程等方面取得了在全国领先的卓越成就，然而，偏偏不见人文学科。但给我信心的是燕山大学计划走一条综合发展的道路，把燕大建成多学科并举的大型学府，我甚至还听到校领导对我们中文系的学生的殷切希望——我们会成为燕大建设的主力力量。
我并不反对必要的庆祝活动，但可以有不同的纪念方式，一个生日，也恰如一次反省，这种反省可以是全校性的，也可以是集体性的，也可以是个人性的，让灵魂接受一次洗礼。谁也无法保证这样的庆典会不会使很多人习惯，但没有一个开端，谁也无法预测将来。
我认为就学校而言，最应当反省的是大学的综合型发展的问题，多学科——工、理、商、文、法共同发展，才是一个健康的大学，才可以称之为大学。输入我校现在尚缺乏的人文精神，同时不使强势的理、工、等学科落后成为发展的主题。然而，在近期院长的讲话中，听到的却仍是以前政策的图解，在一个同学提问为何我们学校没有选修课时，院长如是回答，前两年的选修课多为人文学科，而为了使我们学院的同学跟得上学校整体的进度水平，所以延长了必修，也就是技术性课程的学时，而取消了院级选修课，然而我看到的却是2000年我校高数一次通过率仅为30％。自由、宽松、宽容的人文环境是学校供学生学习的良好的土壤，缺乏了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人不能成为知识分子，而只是工匠。我们改造燕大，发展燕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方自由的精神空间，摆脱思想禁锢，摆脱精神受压抑的状态。
蔡元培先生曾将大学定义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抽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也就缺乏了师生思想学术的发展以及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对于隶属于学校的二级学院，学校拥有其命名权。对于这样的形式我早已司空见惯，但我难以理解正在走向综合化、多元化的燕山大学会选用这样一个名称，燕山大学不缺乏缜密、严谨的科学家、院士，缺失的正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20世纪西方对于科学、理性的过分崇拜，导致了人内面精神的丧失，使人沦为“物质”“科技”的奴隶，致使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关系，最终也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一再宣称不会走西方发展的老路缺不自觉的充当再次踏入荆棘的牺牲品。
面对着经济的日益腾飞，教育进入市场，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不得不成了大学的重要任务，但这决不应是首要任务。蔡元培先生大学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尽管，我校不断向国家输入“实践家”型的实用人才，这也是现代国家体制改造与更新的必要条件，也使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但培养具有永远的批判意识，并且不计利害与后果的独立知识分子，具有“五四”人文精神的“思想家”型人才更是任务之首。
工商管理、国际贸易当今社会的这些热门专业在我校又得以扩招，工商、国贸已由原来的四个班增加到八个班，无疑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举措。国外评价我国大学教育是在走两个极端，其一是极端的实利主义，那是因为我们对物质文明的向往，拜金主义的兴盛，这正是追随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它使教育与受教育者依附于市场，这是实用主义的商业化的教育，另一种便是极端的国民教育，恰如日本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养成尊慢己国，藐视他族，蹂躏人性的习惯，这样的国家的国民性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最终在这种所谓激情下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反人道的强权教育。
记得蔡元培先生在出任北大校长时曾说“明年今日，无论如何刻苦困苦经营，必定要造成一个大会场，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在席棚里开会。还要选一所好的图书馆，能容多数人在里面看书”
今日之燕大在硬件上比他日之北大强了不知多少，我们早已具备了办大学的“硬件”条件，随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更高的精神追求与境界。创造真正的大学所需要的“精神软件”避免学习如燕大学生所说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生活成为只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维化生活。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
这也许是我的一个理想的梦，现实中的大学也许不会没有缺点，我的偏激、苛求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如果爱燕大，希望燕大在实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代历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话，那我们就要勇于反省、勇于批判，而沉缅于燕大历史、功绩中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爱燕大，而只是自欺欺人的表演。
青年作家余杰曾在火与冰中谈到“有歌唱权利的往往并非黄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利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我以为太过悲观，只要对其充满着挚爱，理性的分析，便都存在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