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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腊月二十四回的家。回家的票很难买，我本来买了一个普快的车票，后来又通过黄牛搞到了特快票——当然，手续费是不菲的。
与往常一样，上车极其无序，大家争抢着行李架上放行李的位置。我的票碰巧靠窗，这让我有了一点小小的喜悦，因为虽然我的行程并不算长，但毕竟这样会舒服许多。坐定以后，我打量了一下旁边坐的人：和我挨着的是两个年轻人，看上去应该是小两口；对面坐的是几个民工。他们相互认识，有说有笑。
这时候，从过道上走过去一个人，有个民工马上对其他人说：你们看见了没有，他拿的东西里好像有鞭炮呀，鞭炮怎么能上火车呢？另外几个说，你管那么多呢，不会爆炸的，哈哈。这个民工也哈哈笑了，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刚要点上，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年岁稍长的民工说：别吸烟，公共场合，不好。他的话居然起了效用，那人马上把烟掐了。这时我对面的这位中年男人的手机响了，他的其他同伴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喂，哦，是，是要回家了。给你买了什么？你想要什么？新衣裳没有买，太忙，顾不上。给你买点好吃的吧？香蕉，香蕉行不行？好，你在家等着啊。”
你女儿吧？一个同伴问。
对，四岁了，想叫我回去给她捎东西呢，呵呵。到了给她买点香蕉带回去。
他的同伴没再说别的，又嘻嘻哈哈说起别的事情。我看见他扭过头看着窗户外边，脸上带着满足。
火车快开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大包小包的从外面冲了进来，他们认识我对面的人，一见就开始骂：操，打车来的！花了我他妈的30块钱！
二
回到家的当夜我爸爸正好出了点事情，被送到医院。从第二天早晨到爸爸大年三十出院，我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那个病房有三个人，除了爸爸另外两个是和我岁数相仿的年轻人，一个叫天龙，因为骑摩托车与农用三轮相撞导致腿部骨折，一个叫志刚，因为操作机床前臂被割掉一块肉。
天龙住院最早，至少有三个月了，这期间，他的父亲是唯一的陪护人员。这位父亲是个非常刚强但又爱子心切的农民。有一次我爸爸在大谈教育的好处，志刚十分同意，而天龙的父亲却一脸的不屑：都去上学了，国家的地谁种？！
快到晚上的时候，护士来问要不要陪护床，天龙他爸不等我说，就把手一摆：不要！护士转身走了，天龙他爸说：那东西一点都不舒服！花钱买罪受！你跟你爸都比较瘦，就在这一张床上挤挤就过去了。
我问他说：你睡哪儿呢？
他说，我当然不能和天龙睡一张床，他腿不能动。我就睡在地上。
他确实是睡在地上，枕着自己的布鞋，盖了一条薄棉被。他已经这样睡了三个月。
医生每天清早来查一次房，这一整天就再也不过来了。护士们除了输液扎针，一般也不过来。第二天我爸爸就没人管了，在床上干躺着。志刚说，一准儿是你们帐户上没钱了，赶紧加点儿钱，马上就有人管你。原来是这样啊。我赶紧上交费处交了钱，果然，不一会儿，护士小姐就拿着瓶液体过来了。但这些小姐们的脾气都特别大，说不了几句话就脸色难看的要命。当时我恨不得把医院门口的那块“一切为了病人”的牌子给砸了。
天龙与他父亲交流的方式，也是天龙唯一与外界保持关系的方式，是吵架。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开始时天龙自怨自艾，他的爸爸劝，劝说无效的时候就开始骂，然后天龙对骂，然后天龙的爸爸无言，然后天龙沉睡过去。他已经颠倒了黑夜与白天，所以他的爸爸即使在夜里也无法睡好。但这样的日子也过了三个月。
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都最好在医院过年。但没有人同意这样，志刚早早的就办理了出院手续，而天龙像个小孩一样急着过年。我爸爸早就不耐烦了，说医院里活像人间地狱。就这样，旁边的床位先空了，我们也开始收拾东西。我想把一个花篮留在那里，而打扫卫生的人说，扔了吧，谁要这个东西。
三
大年初一，我们家乡有拜年的习俗。所谓拜年，不单单是问声好，寒暄几句，而是有极强的形式意义。这天五更，按照关系的亲疏顺序，晚辈要到长辈家里，三叩首且口中要说吉祥如意的话。当然，老人与老人也是不同的，有的老人很喜欢别人给自己磕头，有的则不喜欢，经常的理由是说怕把自己给“磕”老了。我小的时候本家有位二爷，就比较欢喜受头，并且他的儿子还总是站在旁边，作长揖表示代父亲还礼。
今年因为我们家搬到市里面住了，所以究竟回不回农村拜年就成了个问题。不过家里人一直认为，还是回去拜年的好，不能让人家觉得咱多了不起的样子。我也很想见见那里的父老乡亲。所以，虽然要起早，要赶路，我们还是准时到了。
还是和往年一样的热闹，让人产生一种大同世界的联想。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欢乐的，所有的大人们都是和气的。熹微的晨光里不时有爆竹花炮飞上天空。我和本家的父辈们以及堂弟堂妹们开始沿着每年都相似的路线，一家一家的拜访。本家的父辈们之所以也要出去，是因为还有比他们辈分还长的老人活着。但是，这样的老人一年比一年减少了，我们出去走的时间也每年相应地减少。在这个过程中，本家的父辈们变成了老人，走不动了，而我们也变成了新出生一代人的父辈。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这个不算小的乡村在静静地繁衍生长。
从去年开始，每到一家，就有人向我递烟敬酒，烟我是绝对不沾的，而酒我则不得不喝。家乡人要的就是面子，不喝酒，等于瞧不起人家。也有人问起在北京的生活，问起什么时候结婚，我只能简单的说几句，无法详谈。怎么去说呢？怎么说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在北京的喜怒哀乐，就像我不知道在这过去的一年里，这个村庄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粘稠的社会之中，这个群体里的每个个体都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都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都渴望因为别人的荣耀而使自己的脸上有光。春节与春节的拜年，就为我们这样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四
每年回家，我都会去拜访夏老师，一个年愈古稀的老教师。他不是我的老师，而是我妈妈的老师。倒不是因为我和他谈话投机，而是因为他特别在意这个，我不能让他伤心。
也许是因为年老吧，他经常爱提年轻时候对他的不公平待遇。我听过两遍以上的一件事情是：当初他是怎样受到阴险的校长的欺骗，而没有被评为优秀教师的。但今年令我意外的是，我又听到了一个新的故事。
大概是六十年代吧，学校里学生什么都不学，整天都在打打杀杀。夏老师也觉得学校规定教的东西太少，就想自己教学生一篇古文。他选择的篇目是曹刿论战，讲完后感觉非常好。但没想到的是，等到语文组开会的时候，他却被点名批评，说传授了封建帝王思想给广大学生，影响非常坏。那时候夏老师还年轻，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说，古文不一定都是坏的，毛主席还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夏老师登时拂袖而去，把在场的老师都给震了。
吃午饭的时候，广播里播送新华社的社论，里面恰好出现了“一鼓作气”这个成语，夏老师听到马上对其他老师说：听听，听听，你们知道这个成语出自何处吗？它就出自我讲的曹刿论战啊！这不就是讲古文的好处吗！
讲到这里，夏老师的脸上泛出年轻的光彩。
五
我姥姥在世的时候，曾有一个结拜的干姊妹，我也管她叫姥姥。前两年因为忙，没顾上去看她，今年爸爸对我说：能去看就去看看吧，这都是看一眼少一眼的人了。
他们家非常破旧，他的儿子——我叫他舅舅——不务正业，孙子去年刚刚因为盗窃被判了刑。幸好他们的儿媳非常孝顺，才让这老两口得以延续生命。
他们都在床上没有起来，我的舅妈说，整个冬天他们都躺在床上，没有大病，能吃能喝能睡。他们两个像两个小孩一样，互相看着对方吃饭，用手擦去掉在床上的米粒。姥姥问我：你是谁啊？我告诉了她。她说：你都这么大了？我呵呵笑了几声。然后她说，小磊比你小一岁。小磊就是现在住监狱的她的孙子。
我的姥爷耳背，好半天才知道了我是谁。他抓住我的手，认真的在我脸上看了又看。然后问：你到底是不是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的父母不敢起小磊的事情，怕二老伤心。但我的舅舅主动提了出来。这样的用意很明白：告诉我们他对家里的事情还是很负责任的。由于我懂些法律，就看了看判决书，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比较好。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会按我说的去做。
临走的时候，两位老人都穿了衣服从床上起来送我们。他们相互搀扶着，站在门口。这时候，我的姥爷突然大声喊：小磊他会不会在里头住到死？
不会！他很快就出来了！我说。
我的姥爷没听见，他茫然的望着我的姥姥。
六
阿弓的年岁比我小，但他已经读到博士了，在我的初中同学里面，是公认的聪明孩子。我们的友谊从初中保持至今，未见褪色。
我们两家离的很近，于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他就骑着个自行车过来了。当时我们全家人正在打牌，我只好让妹妹替下我，我去陪这位一年一见的老朋友。
因为他一直都是学生身份，所以聊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情多一点。从小时候聊到现在，从生活聊到爱情。我想避开的话题阿弓却非常偏爱，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爱情。我心里明白，我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迥异。所以打一开始我就知道肯定要顶牛。
阿弓说，他未来的老岳父已经催着他们领证了。
我说，忙什么。
我其实也不想，阿弓说，总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还有点远，但她比我大一岁，人家着急也是有理由的。
你们还没一起住吧？最好住住，和想象的不大一样。
有啥不一样的，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
生活不全是那些。
我只要和她结了婚，我就会一辈子对她好。
你以为结婚真的就是“一纸婚约”啊？哪儿会那么简单。
你把事情搞复杂了。
事情比我搞的更复杂。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到什么程度你才能结婚？这毕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呀，你不急，家里人还着急呢。
说具体又不具体。我只是坚信有那么一个沉默而丰盈的灵魂在某个地方等着我。
别说的那么玄，北京那么大地方，找一个老婆还不容易？
容易啊，老婆、情人遍地都是，但是爱情不多。好了，不说了，你学理科的，跟你讲不清楚。哈哈。你该结结，到时候通知我就是了。
咳。阿弓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估计是被我咯了一下。
阿弓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我忽然想起了那首被许多无知少女们喜欢的海子的诗：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七
我的弟弟在重点中学复习，马上就又要参加高考。按说，短暂的相聚，我应该多给他讲点考试的事情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哥俩的话题总在别的东西上面。
这次谈的是罗大佑。
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都不听罗叔叔，人家听的是周杰伦、蔡依林；实际上，和我一样大的人也很少有人听大佑了。在我读大学、有点迷恋罗大佑的时候，弟弟还很小。有次我回家带了一盘精选集（盗版磁带），他马上就喜欢上那首节奏感特强的飞车。他翻来覆去的听这首歌，将那盘磁带折磨的不成样子。
但他这次开口说的就是恋曲1980，并且认为这首歌强于90和2000。80胜于90我是同意的，但好于2000我不同意。而我们还是不约而同的唱起了80“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
后来又聊到了台北红玫瑰，弟弟立即哼唱出它的前奏。这是大佑的一首艳歌，旋律醉人。随着弟弟年龄的增长，他已经开始分析歌曲的配器与歌词的质量了。他说光阴的故事歌词很棒，追梦人比较难唱，还问我唱这首歌的那个女人是谁。我告诉他那是凤飞飞，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名歌手，其声音高亢浑厚，带有母性。
弟弟还告诉我一件他幼时的事情：当年他读初二，班里边在上课前喜欢领唱几首歌，这个传统在很多学校都有。有次唱完一个歌后还有三分钟就上课了，但他们为了延迟上课的时间，集体决定再唱一个。唱就要唱个长的，不然还得按时上课。有人提议唱童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是罗氏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就这样，这首童年唱了足足8分钟，让那位急着上课的老师徒唤奈何。
弟弟说：这帮同学居然记得清楚那么长的歌词！
后来我们还聊到了现象72变，未来的主人翁，爱人同志，你的样子，我问弟弟，这些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说，是从网上刻录的。他还跟我详细讲了刻录的方法。我有点不忍心责备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却去上网听歌，也无从得知他听到恋曲1980这首残酷的情歌而几近落泪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
八
在回北京的列车上，看到列车员对我的态度，使我不得不把与之相关的感受梳理一下。
什么感受呢？简单的说，就是霸道与冷漠。我想换一张卧铺票，我站着，那位列车员大人坐着，他却仍是爱理不理；在车站买票的时候，无论外面的旅客多么着急，里面的售票员仍是有说有笑，不时训斥一些说话过多的旅客；在政府办事部门，来这里办事的人个个心急如焚，可人家公务员根本不管你那一套，抽烟的抽烟，打电话的打电话。
可当列车员脱下他的服装，公务员走出办公室，有的时候他们也成了孙子。可怕的是，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尊严是第二位的，对利害的权衡是第一位的。在“得势”的时候，欺负别人；在“失势”的时候，受别人欺负。在别人面前，想做到不卑不亢是困难的。因为在他的眼里，如果你是个大款或者某官员的亲戚，他就会惧你几分，但如果你只是一介平民，他就会把你踩在脚下。
不但有关尊严的事情少见，就连有关尊严的话语也少见。很少人去关心事情究竟公平与否，很多人在了解整个事情之后，善良地为你建言：托托某某吧，他或许能办。父母们让孩子们上学，为的是“出人头地”也就是说，在将来的时候，不再受别人的轻视，并且，还可以轻视甚至欺侮一下别人。
那么，我们不需要尊严吗？不是的。实际上，我们所遇到的事实正好说明了尊严的重要。只不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不是用尊严的坐标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里的种种问题，都通过别的渠道“处理”掉了，就像我们的国家有时候法律被旁置一样，尊严以及尊严话语，很多时候也被旁置了。
我总觉得，就像物理学上的能量守衡一样，尊严在整个社会上也是守衡的。就单个个体来讲，要做到尊严的“支出”与“收入”对等是困难的，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就必然有人得到了过多的尊严，而同时有人失去了过多的尊严。我还算不了什么，我的一个亲戚，面对剥夺了他的尊严的乡长，将其办公桌掀翻在地，说：“办公，办个屁公，老百姓的事情不是公，什么是公！今天我的事情不解决，我就把墙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抠了！”
你还别说，他的事情还真给解决了，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