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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打错了号码吧。
我有一点点怀疑是沥川。将手机捧在手心里等待。
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电话再也没有响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却越跳越快。虽然这最有可能是沥川的电话，我却告诉自己不要接。
我已经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结束了。
沥川，你知道结束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难吗？
难道，为了一个电话，一切又重新开始？
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莫名其妙地焦虑起来，心跳如狂，烦躁不安。终于，我无法克制地将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
沥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只要你要我回来，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我就回来！
铃声响了三下，没人接。我大怒，怀疑是不是有人恶意骚扰。紧接着，进入自动留言信箱，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重复着同一句话：
“你好，我是王沥川，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事请留言。”
磁性的中音，充满魅力的声音。
那么，是他。
我挂掉电话，再拨。一连拨了十次，终于接通了。
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一个很粗的男声冲着话筒大声说：“你是谁啊？”
“我找王沥川先生！请问您是哪位？”
“我不知道谁是王沥川，”那人说，“只知道这里有个喝醉的人，电话不停地响。他是你的朋友吧！”
“喝……喝醉？！”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请问您在哪里？这人是我的朋友，非常重要的朋友！请告诉我您的地址！”
“狼欢酒吧，h大街上的那个，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就在我第一次遇到沥川的那个咖啡店附近。纪桓是那里的常客，沥川以前也常去。
“知道知道！”
“你快来接他吧，看样子，他醉得不轻。”
沥川绝对不能饮酒，一滴也不行，不然会有性命之忧。这是rené和霁川反复告诉我的。我已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抓起手袋，冲出大门，忘记带拐杖，差点摔个跟头。我到大街上拦出租。一进车门就交给司机两百块钱，让他到了狼欢在门外等我。
司机在我发狂的催促下，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狼欢。
酒吧不大，灯光昏暗，人声低喁，人来人往。清一色的男人，有老有少，连服务生都是男的。前台乐队的鼓声覆盖了一切，有个学生模样的歌手，用淳厚的中音唱一首古老而伤感的英文情歌。很多人围在一边，给他鼓掌。
服务生带着我在一个靠墙的角落找到了沥川。他趴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小杯酒，当中有一颗橄榄。
我问服务生：“这杯酒有多少？他全喝了吗？”
服务生摇头：“这是马提尼，度数不大，也没多少，给他送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么多，他最多喝了一口。”
沥川酒量不差，绝不至于喝一口酒就醉掉。可是沥川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好像真是醉了。
我轻轻地推了推他，在他耳边叫道：“沥川，沥川！”
他没有醒。
我又用力地推了推，他勐然抬起头，目光散乱。
“沥川？”
他微微睁开眼，迷离得看着我，好像不认得我。
我拍拍他的脸，又摸摸他的额头，有点烫，但不算是发烧：“沥川，沥川，你怎么啦？”
沥川继续不理我，又趴回桌子上了。倒是一旁的服务生说：“醉了的人都是这样，你把他带回家，喝点浓茶醒醒酒就好了。”
“不对吧，他连一杯酒都没喝完，怎么可能醉了呢？”
“他是来这里找朋友的嘛，不一定只喝自己杯中的酒啦……肯定是醉了，我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
我把另一张桌上的蜡炬拿过来，在沥川的脸前晃了晃。他正在出汗，满头大汗。我握了握他的手，手心是湿的。我又去推他，他忽然开始说话了，呓语一般，法语混着德语……好几国语言，都乱了套了。
“我说是醉了吧，都说醉话了。”服务生在一旁说。
总之，得先把人弄走。我说：“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
“他……还没付帐。”
“多少钱？我来付吧。”
“我去查一下。”
过了一分钟，他走过来说：“对不起，他是vip客户，用的是年卡。你不用替他付帐。”
说罢他去叫来两个大块头的保安，将沥川连扶带抱地送上了出租。
“小姐，去哪里？”司机问。
“港奥中心瑞士酒店。”
车稳稳地开了，可是沥川的样子却越来越不对劲。他原本一直胡言乱语，渐渐地开始急促地喘气，渐渐地，话说不出来了，只剩下了沉重、吃力地呼吸声。
我拼命敲司机的椅背，对着他大喊：“大叔！不去瑞士酒店了！他……他不行了！得马上去医院！越快越好！”
“最近的医院是协和。”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也觉得情况严重：“别是酒精中毒，这可是会死人的！”
我心跳如狂，紧紧地抱着沥川。喃喃地，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沥川，沥川，沥川……”
他浑身软绵绵的，像婴儿一样无助地靠着我。
我用手试探他的呼吸。非常急促、非常吃力。
这当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连忙打手机找rené。
电话响了一声就通了。
“安妮！”
“rené! 沥川出事了，他不对劲，我正送他去医院急救，你快来！快点来！”
“沥川在你那里？我正四处找他呢！哪家医院？”
“协和。”
“安妮，保持镇定，我马上就到。”
到达医院时，沥川已经完全昏迷了。
一群人将他送进急救室抢救。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医生，非常干炼，迅速检查了他的身体，对手下的人吩咐：“急性呼吸衰竭。马上做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说完这话，我便被一个护士拦到了门外，她问我沥川的病史，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了，急性肺炎、严重贫血、血型、呕吐……她给了我一堆表，要我填写。
我双腿发软、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几年前父亲病危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我拄着拐杖，退到墙边，紧张地大口喘气。
神色未定，急救室的门忽然开了，那个中年医生叫道：“哪一位是谢小秋？”
我冲过去应道：“我……是我……”
“我是倪医生。请问，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
“女……女朋友。”
“是这样，我们刚给病人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在拍胸片确认插管位置时，发现他的胸口有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这些都不在你写的病史上，请问他的病情你了解多少？”
我傻掉了。结结巴巴地问：“什么内植……导管？我……我不知道他的病史。他不肯告诉我。”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解释。他还有没有别的家属？”
“有，有，是个外国人，正往这儿赶！我这就打电话！”
我拿出手机准备拨号，看见rené从门外一头大汗地跑了进来。我向他招手大叫：“rené！快过来！这位医生需要知道沥川的病史！”
rené急切地用英文问我：“那个……医生懂英文吗？”
“我是翻译，你说，我来翻。”
“对，对，我煳涂了。”
“alex是osteosara 二期。”
天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其实医学词汇多年前我有专门背过，进了cgp之后，脑子就被建筑学词汇塞满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所幸我还知道分析词根，“ostero”是骨，“sara”是恶性肉瘤，结合在一起指的是什么，有否专门术语来指称，就不知道了。
rené见我迟疑，补充了一句： “bone cancer （译：骨癌）。”
我的身子勐地一晃，“当”地一声拐杖掉到地上，他及时地扶住了我：“你不要紧吧？”
我摇了摇头。rené也太小看我了。这种时候的我岂敢昏厥？
定了定神，我对医生翻译：“病人曾患有骨癌，osteosara，二期。”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这里的医生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
“alex十七岁查出骨癌，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做了肺叶切除。”rené继续说。
我麻木地翻译着，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
“经过三年的化疗，癌症暂时控制住了，没有复发。”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说：“可是，化疗的过程中，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免疫力降低。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贫血症状明显。”
翻译到这里，那个医生已知道了大半，问道：“是不是mds？”
我不知道什么是mds，看了看rené，rené显然知道这个词，他点头：“是的。”
“哪个型的？”
“ra。”
医生神情凝重，将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张纸，沉声说：“病人病情很危险，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病危通知，你签个字吧。”
说完，他就回急救室了。
我接过那张纸，只觉金星乱冒，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我揉揉眼睛，逼着自己往下读：
病危通知书
诊断: 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尊敬的患者及家属:
你好，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治疗，目前病情严重，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机生命，特此告知。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如果你还有其他要求，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
患者或家属签字：
交代病情医生签字：倪永康
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rené。rené苦笑，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家人、朋友的神经，除了老人之外，已被锻炼得很坚强了。
我倒在守候室的椅子上，身子不断地发抖，震惊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rené一直紧紧地拥抱着我，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alex不会有事的，alex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心中默默祈祷。
无论如何，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门上的挂钟无声地移动，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向我刺来。
等了很久很久，几乎半个世纪吧，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
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rené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让我喝一口，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我摇头拒绝，什么也不想喝。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有一种呕吐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