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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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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日后,长安朝廷雨点一般颁下多道旨意。

    首先,期以三月中旬,大驾还洛。

    其次,升长安为西京,任裴该为留守,并加大司马衔——反正前任王浚都已经凉透了——仍领大都督、录尚书事,于长安寻机进讨上邽司马保。这等于是在关中设置了行台。

    所谓“行台”,就是“行尚书台(省)”的简称——“行”有流动、临时之意。自魏晋以来,朝廷重臣出师或者出镇,国家大事若不能由中央独断,而必须汇报给在外的重臣知道,则往往加行台之号,等于多设置了一个临时政府。因为主要政务都出自尚书台(省),因而后来逐渐成为通例,凡尚书省主官在外者,则必建行台。

    好比说当日东海王司马越官至太傅、录尚书事,则其离洛阳而出镇于项,即设行台——不设也不行,司马越几乎把朝中重臣一多半儿都带走了,则洛阳政府还怎么管事儿啊?

    此后洛阳城破,晋怀帝被掳,于是荀藩在河阴设行台、苟晞在仓垣设行台、王浚在蓟县设行台,都算是临时政府——因为尚无新天子践祚,所以不能够真立朝廷、建尚书省。

    如若天子归洛,裴该留镇长安,但仍然保留录尚书事的头衔,则必建行台。不过裴该如今的职位和权力都可与当日司马越相拮抗,他却不肯象司马越似的,把多半儿重臣都绑在身边——实话说就连老丈人荀崧他都不想多见——而让完整的尚书省班子跟随天子前往洛阳。意思很明确,我虽名为录尚书事,实际只管西京留守事,虽名为都督中外军事,实际只领关中兵马。

    那我都这么让利了,则对于关中军政,荀组、祖逖你们不好意思置喙了吧,应该由得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吧?

    升晋裴该的同时,也加司徒梁芬和骠骑将军祖逖平尚书事,拜散骑常侍裴嶷为雍州刺史,拜裴轸为上洛郡守。

    关中群臣,多有升赏,河南百僚则多不领朝职,唯进祖约为尚书。则待天子还洛后,中朝重臣自祖逖以下,乃是太尉荀组、司徒梁芬、尚书左仆射荀崧、右仆射华恒,以及尚书梁允、荀邃、组约、邓攸、殷峤、李容,此外还有门下侍中梁浚、宋敞和散骑常侍华辑、严敦。

    为天子聘梁浚侄女为后,待归洛后即择吉日大婚。

    此外,命右卫将军裴丕率两千军屯扎河南,以为洛阳之护——裴丕麾下,一半儿是旧徐州军老卒,如今多家河南,一半儿为关西新收编的兵马,且特有“凉州大马”二百骑,可以极大增强军队的机动性。

    诏命既下,人心大定,众皆踊跃。而且大家伙儿也都瞧明白了,裴公虽然交出了天子,却进位大司马、西京留守,建行台,则其于关中的权势更为稳固;加上朝中重臣,几乎一半儿代表西人利益,一半儿代表东人利益(这一半儿还泰半为裴该旧臣),态势均衡,估计是裴、祖二公讨价还价的成果。

    且在裴该进位,并将裴彬、裴暅塞入尚书省,裴轸、裴丕环列都邑,诸裴尽皆显赫的同时,祖约也得任尚书,则祖逖平尚书事,手握天子,其位隐隐超迈太尉荀组与司徒梁芬,坐稳了朝中第二把交椅。此后天下高门,或将无过于裴、祖矣。

    此前亦多有识之士,担心雍、司两州就奉驾还洛之事而起龃龉,于国不利,甚至于还有谣言传出来,或道司州军将进逼华阴,以“迎”天子,或道裴公欲塞华阴,且请诏命讨伐祖逖……等到此番诏书一下,人心方定,都庆幸重臣和睦,上下一心,则国家振兴有望。

    不过就总体而言,在舆论上,裴该得分要远高于祖逖。此前不少士人怀疑裴该将效司马越、索綝之行,势不能久,就此方才释然,纷纷走出他们的隐居之所,或长安,或洛阳,投谒请仕。

    司马邺大驾起行,东归洛阳,在梁芬、荀崧的主持下,祖逖、荀组的迎接下,仪仗辉赫、声势浩大,仿佛是在明告天下臣民,国家日益强盛之势——自也不必冗述。

    且说裴该送走了皇帝,转过脸来,便即召见一名远来之人——乃是河东汾阴的豪族薛涛薛大渊。

    薛家派人来跟裴该联络,本在情理之中——此前裴该也曾多次遣人密往河东,联络闻喜本族,虽然都被胡人给堵了回来,间中亦与薛氏有所沟通——然而薛涛自己乔妆改扮,秘密西渡,直抵长安,却大大出乎裴该的意料之外。

    薛涛申以投效之意,并且说:“我本裴氏婿也,欲请裴氏致书,拜谒裴公,惜乎不得……”随即就把裴硕的担心和理由,大致解说一遍——“屡请而不得书,本不敢行。今闻裴公归天子于洛,独镇关中,天下咸谓为贤相,虽汉之萧、陈无以过。臣仰慕之诚日切,是以贸然来谒……”

    实话说若非从裴氏那里始终得不到介绍信,薛涛是绝不会亲自过来的,而既然空着手,若不亲身前来,岂见诚意,怎么可能得到接纳呢?终究他本人都是白身,那若再派个同族过来,有什么资格拜见裴该?

    其实裴该欲得汾阴薛氏久矣,只是一时联络不上同族,又为朝中琐事牵绊,所以招纳薛氏还提不上议事日程。等到薛涛亲自跑来谒见,裴该当即盛情款待,全无薛涛担心的世家重臣惯有之倨傲姿态。薛大渊不禁暗想:果是贤相……我这回算是来对啦!

    裴该乃问薛涛:“平阳知我归天子于洛之事否?做何评价?”

    本国人的评价,见粒米而可知太仓,长安内外士人是怎么想的,估计全天下晋人也都怎么想。但是胡汉方面,对此又有何看法呢?薛大渊你知道不知道?

    薛涛点点头,说我有所耳闻——“前还洛之诏下,消息报至平阳,晋戎诸臣……诸逆皆蹙眉,云我晋君臣和睦、重臣齐心,必为胡之大患。还有人跑去奉劝刘粲,说晋无失德,不可遽图,当固守黄河天险,以待时势之变。然而刘粲却道……”

    说到这儿,略略停顿一下,斟酌辞句。裴该笑笑:“卿但明明白白复述刘粲之语可也,不必曲饰。”

    薛涛大着胆子回答道:“刘粲云:‘汝等皆云裴该是晋之忠臣,我却不信,世间焉有至公无私如此之人乎?即彼父裴……’”顿一顿,终究还是把裴頠的名讳给咽了——“彼云即先裴公亦无如此心胸。刘粲乃道:‘裴该不过是自欲王关中而已!’”

    裴该听得此言,不禁莞尔。就听薛涛继续说:“人皆不信,刘粲便云:‘且观裴某之政,若彼一从于旧,是无野心,我当自抉双目;若彼跋扈妄为,擅改旧制,则必欲王关中无疑!’”

    裴该再也忍不住了,不禁手捻胡须,仰天大笑起来。他嘴里不说,心里却想:不意刘士光倒知我啊,果然最了解你的人,往往都是你的敌人。

    ——————————

    司马邺前脚才走,裴该后脚便以大司马、大都督的身份,承制出台了一系列崭新的规章、政策。

    首先按周礼“大国三军”之义,将各营兵马统合为前、中、后三军。大司马前军合“雷霆”、“武林”共五营,以郭默为前军帅、陆和为前军佐、裴度为军司马;大司马中军合“劫火”、“骐骥”、“灞上”共七营,以裴嶷为中军帅、甄随为中军佐、胡焱为军司马;大司马后军合“厉风”、“蓬山”共六营,以陶侃为后军帅、刘夜堂为后军佐,裴寂为军司马。

    各军皆可自行招募士卒,送长安整训后编入现役,每营的总额放宽到五千。

    ——裴该确实打算以关中沃野,供养十万虎贲之师。

    其次以士人流亡、迁徙过多,各郡国中正亦多缺额为辞,暂停中正品评,恢复汉代的荐举制度,要求各郡国守相岁举孝子、廉吏、博学、鸿才,总额二十,各军帅、佐、司马岁举勇锐、知兵,总额十人,均公车送至长安备考。裴该把后世科举制度的某些条文硬性塞入,凡人才均须分科目笔试(勇锐尚须试弓马)、面试,不问出身,但看才学,通过者始有为将、为吏的资格。

    其三,丈量田土,核查隐户,杜绝逾制。此前趁着动乱,很多豪门大族往往多占田亩,逼佃为奴,如今要求他们把逾制的奴婢放为平民,把逾制的田地归还官府——只是过去为了屯田答应商借的,暂不没收,以免有朝令夕改之嫌。

    至于家宅、服装、车马等逾制之事,裴该则一概不论。对那些有钱且肯消费的人,不论身份、地位,只要你别戴着梁冠、伪造印绶出门,哪怕自己跟家里穿戴起来显摆过瘾,一切随便。这算是给很多豪门留了面子,作为限田、限奴的补偿。

    当然啦,最为拥戴这条新政的,还得说是此前毫无社会地位的商贾。而对商业,裴该唯定盐、铁专卖,粮食限价,其余商品可以任意流通,收取交易税十分之一,各地都不许私设关卡额外征收。

    再悬榜以召擅长农田、水利、畜牧、机械、医药等诸技的人才,不论前为工、商还是农人,不分晋、戎,一旦试用有效,便即授予九品职禄,供奉长安。作为“立木赏金”的表率,首先得授为吏的,正是那位吴地商人郁翎。此前郁翎奉命前往梁州购粮,果然陆陆续续运了上万斛粮谷返回长安来,裴该乃以官品为酬,并赐锦袍。

    他还生怕商贾们害怕政策很快会变,不敢逾越国家制度,所以啊——郁子羽你先把这件锦袍给我穿起来招摇过市吧。

    在《晋律》之外,由裴嶷主持,另外编订《长安行台诸事补阙》,对于某些条文加以修改,并且要求各地守相、长吏,断案根据都要先与《补阙》相合。

    这种种政策,自然会遭到来自下属的各种谏阻——甚至于裴嶷——对此裴该不厌其烦地加以开导、譬解,说如今关中兵燹初息,正当用人之际,我这才不问门第、出身,广泛招纳人才。当然啦,你们也别担心,我本身是世家出身,不可能过于倾向寒门的。他还拿曹操作比:“昔魏武数颁《唯才是举令》,不问细过,但观才能,待北方初定,始用‘九品中正’,正此意也。”

    意思是,我这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暂时出台的临时性举措,等到天下——起码关西——太平了,自然要改回旧制,九品中正也必然恢复。

    ——当然了,到时候是否恢复,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即便我今天口头承诺了,将来也可以当做放那么一种不文的气体。

    裴嶷担心裴该的步子迈得太大,将会受到世家的抵制,导致政令难以畅行,对此裴该的解释是:“时不我待,且今日若不行新政,异日恐更将为难……”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给正在蓬勃兴起的世家大族以沉重一击,此后他们只能侨居江南去占田养奴,发展庄园经济。而在北方,残存的世族被迫与新兴胡汉军阀联手,相互妥协,以求共存,一直到北魏时期都不能算真正兴旺起来——比起江南世家,屁也不是。

    隋和唐初的短暂和平局面,国家政策从武功日益转向文治,本来给了这些世家以重振的机会。可惜时移事易,新朝不再需要傍着世族来稳固统治,于是到了武周前后,世家政治终于彻底让位于官僚政治。

    所以裴该觉得,关西的世族势力本来就单薄,再经兵燹,如今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况且自己一举而平定全雍,颇炫耀了一番赫赫武功,则若不趁此时机更制,等到关西世族缓过劲儿来再动手,阻力必然更大。

    裴嶷颇以裴该所言为然——他虽然同样出身世家,且并无背离本身阶层的意愿,但世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啊,别家衰败关我屁事,只要我裴氏牢固不摇就成了呗——为此经日筹谋对策。最终在反复考虑之后,前来建议裴该:“昔王莽托古改制,其法虽荒谬,亦颇蛊惑当时;则今文约欲更旧制,亦当有所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