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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苦恼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任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
“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身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美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头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我和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籁籁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
“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x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