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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就是不拘形式随意地谈。续范亭写抗战六周年七七感言说：“感言，区区之见，借作漫谈。”写作感言，我借来漫谈，可以说，我是斗胆而为的。漫谈为谁写作？这是很难自我回答的问题。即使文学大家，恐怕也是各有各的见解。我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一个如今充其量叫死不改悔的文学老青年，来谈写作，随意漫谈，是最好的方式了。
这一天终会来临的。我们曾经年轻，我们随着岁月慢慢变老，或年轻或老矣，只要我们坚持文学的写作，只要仍然没有逃脱这远离现实生活的实际诱惑，沉湎于更深、更沉、更孤独、更绝望的玄思和实验。我们难免会与这一类迷惑不解的问题迎面相遇──
为谁写作？
或许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每一个写作者都可能寻出一些令人惊叹的答案。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答就可以安心无愧。
一天与某位文友相遇，谈起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在绿风、星星诗刊最初发表诗歌的情景，文友还是当年的那种兴奋。20多年过去了，岁月给我们穿上成熟的华丽衣饰，理应，我们的诗歌将更加华丽成熟。但是，文友虽然依旧写诗作文，却少了许多创作的冲动。而我，更是离诗歌越来越远。
曾读过一份不完全的统计资料：现在每年的汉语诗歌创作量（仅是指公开发表的，尚未包括大量的未发表的作品）是数陪于全唐诗的总量。这就是说，现在的写作者远远大于认真的阅读者，即使算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无法完成正比的元素。
这个差距我并不感到吃惊，也不为这众多的诗篇将在何种程度上加速嬗变、消逝而感到惋惜。我惊讶的是：这众多的诗歌写作者，他们是怎样对待其内心萌生的激情和欲望？不管这最初的激情和欲望是出于何种目的，写作始终支撑着他们为之付出最初的时间、经历和梦幻。多少个夜晚，多少个凌晨，他们以何其巨大的虔诚默默地牺牲和奉献，实践他们暗中定下的诺言。
或许，这众多的写作者便是阅读者，他们形成一种氛围，漠视世人的疏远和社会的淡漠，在这种氛围之中，他们纯净自身，清结自身。以其王者的身份忍受寂寞、孤独和清贫。以其王者的思想为写作这簇风中的篝火添柴加薪。多少年了，他们为看不见的现实，为享受不到的思想，承受住内心炼狱的煎熬。多少年了，他们一直梦寐诗歌终会散发耀目的光芒，他们一直相信诗歌的力量能够穿透越来越厚的心灵屏障，抵达人们业已非常贫脊的灵魂。
文字，如精灵，让他们像捍卫圣灵一样捍卫着一种信仰般的火苗。
时至今日，在文化氛围越来越稀薄，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时代，写作的苗火燃烧的光亮就仿佛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匆匆忙忙的人们早已无暇顾及。而他们，诗歌的写作者，散文的写作者，一切纯文学的创作者，也仿佛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冲击给他们带来焦躁和不安，但同时又似乎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另一方面开放促使封闭的心灵达到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种相对的自由又促使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在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处于贫脊的时代，金钱，大众文化，就满足了社会的基本需要。而纯文学，尤其是诗歌，无疑属于一种崇高的理想。
如果说我以上话似乎是在宣教一种救赎精神，那么，紧接而来我要说的便是：其实，我已经是越来越怀疑写作的救赎精神。阅读诗歌的人和写作诗歌的人，他们暗中达成默契──以其心灵的纯洁性来暗示诗歌的圣洁性，他们以为灵魂是纯洁唯一的庇护所，他们都是贞洁的天使──柔弱、多情、怀旧、清高。但是，我不得不指出，诗歌的这种乐园式情感只能有损于真正的诗歌和真正的读者，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的心灵已经应该在此（纯洁）基础上，铸造一种更为坚强、更为自信的灵魂。也就是一种自赎精神。那些自以为抓住了根，抓住了田野、麦地、金属、光芒就自以为能够抵达内心田园的人，无疑是武陵人自以为是的桃花园。在各种道德和世俗力量挤压下的今天的人们，面对骤然敞开的天空，在他们尚未完全成为独立人格意义上的个人之前，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欺欺人的心灵庇护所。而是一片空白。我相信只有经过这个空白世界之后，写作的翅膀才可能触及他们的肩膀。否则，真正意义的灵魂写作便永远离开他们，不给其机会。
或许，我已经把自己抛入一种矛盾的境地。我把理想与现实这根弦绷得太紧。或许，心灵和灵魂抽出来的文字仅是一些人，一些少数人的信念而已。就像现实中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平淡一生的人所自然具有的信念一样。
我在强调诗歌的圣洁性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写作中其他体裁普通性。像散文这种非虚构的题材，像诗歌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颤音，普通性似乎更具备特征，至少，它可以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本质的纯文学似乎冷却的年代，发挥替代作用。而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俗套而制作的“用来换去大米青菜房子车子的铜钱文字。”应当写作更多具有先锋性，典型性，时代性，带有创意实验倾向的来自纯净灵魂的文体，如诗歌。这就使我不得不关注诗歌的圣洁性以及写作者的激情、信念、勇气以及他们内心的恐惧的徘徊。
其实，我在前面提到对诗歌救赎精神的怀疑，只是基于一种对纯文学体裁如诗歌及个人的自赎精神的肯定。
曾在中国诗坛显赫一时的一个文友，在一次醉酒后，含含糊糊说过这样一句话：写作，之所以我还未放弃，是因为有叶芝，有艾略特、瓦雷里，有海子，顾城有我自己、有你及其他一些文字结盟的朋友，因为你们在，我才一直呐喊诗歌的命运。不知道他说这席话到底透示着什么，就其本身的因素，我认为，他之所以坚持写作，大概因为三个基因：一是精神的高高在上的星辰──由先辈优秀诗人以及许多为诗歌献身的诗人汇聚而成的精神光芒。二是他自己内心──有“自我”因素构成的个人乌托邦，直接形成一个人的写作基本元素。三是欣赏与阅读其作品的朋友及同道中人，他们从另一个侧面引领或追随写作者，构成他对作品生命的渴望。我说出这些，当然不是仅仅理解那位朋友。我知道，我这臆测不是终极之因，仅是一般的认识之途，真正构成一个人写作的，当不属于这些范围。这就像赶车必须车票，而到达目的地车票便失去作用一样。我那位朋友坚持写作的终极之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信念？激情？欲望？抑或是恐惧的徘徊？
我再一次陷入一片绝望之中，一片空白之中。或者说，我再次陷入自己设置的陷阱。我感到再也没有比追寻写作的终极之因更令人困惑的了。在我们尚未达到一种写作的高度，养成一种写作的自觉，或者，在我们尚在为基本生存而疲于奔命。写作对于我们便仅是一种消遣或娱乐。海子死了，海子以自己的死完成一次自赎，他使人们看清了一些事实。顾城以他自己快乐的方式，沉寂诗坛，却把更大的困惑抛给了我们。一些诗人沉寂了，一些诗人调整了方向。在臻于澄明之境和超越孤独的自由之途的路上，行进着那些在灵魂深处承担着痛苦、信念、勇气、爱情和牺牲精神的人们，他们以自己的真情实感为核心，无怨无悔地坚持着这种看似无为的写作工作。
让我们再一次将灵魂中熄灭了的写作火苗点燃，并把它移置在我们内心深处，移置到我们灵魂的高处去。
为谁写作？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它或许就是回答，就是原则，就是一直支撑我们写下去的那盏孤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