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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明初洪武二十三年(1390)，洪武皇帝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后，本朝的海禁令已经成为大明百姓头上的紧箍咒。海禁最严厉的时候，明初的“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海捕鱼”，前所未有得搞出了“渔禁”；嘉靖年间的闽浙总督朱纨在浙江“下令禁海，凡双槁余皇，一切毁之，违者斩！”，凡双桅船一律被毁掉。上百年海禁后，沿海百姓们已经习惯了，基本上把出海当海盗，以及出洋海外经商当做了一回事。
月港的开海，官府发放“船引”的规定中说：
“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责道查覆，送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覆．送院复查。”（《明经世文编》）
从这一规定可见，除漳泉两府的百姓外，福建的福州和福宁州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的发放范围之外，要不这一制度中就不会载明“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复，送院复查”了。只有漳、泉两府通番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而其它地区人民都未包括在这一通番的合法范围之内。
浙江商民如果搭附月港出海商船去遏罗、吕宋等地卖丝织品，虽然一定会获利丰厚，但回国后则完全可能被以“通番律”论罪。
当下这些聚集在杭州城东忠清里丝绸行会的商人们，大多是徽商，其余的是浙江本地商人。虽然徽商浙商曾经是私人海外贸易——亦商亦盗的先驱者，但经历了“嘉靖大倭寇”时期的重大打击，已经没有几个浙商还敢去海上冒险了。在明朝，中国沿海海上运输业是完全萎缩了的。所以，把生丝由浙江从海上运到广州澳门去这种事，已经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能力了。
福建佬杨才莆是曾家在商界的老朋友，曾景山一到杭州就把收购生丝的事委托给了他，然后，拉着尹峰立刻去了南京。杨才莆其实也是个胆大包天的商人，在尹峰原时空的历史中，他和丝绸行会会头张玉宇等人，后来曾经合伙去日本贩卖杭州细绢，一次获利至4倍。但他此刻也不清楚，曾家那个神秘的尹掌柜将如何把收购到的货运出浙江，然后运到澳门。
其实尹峰此刻也不太清楚，他原先想好好参观一下故乡杭州此时的美景，但只待了一天就被曾景山硬是拖到了船上，沿着运河前往南京。到了南京，也没时间浏览一下秦淮河的良辰美景和风花雪月，又被曾景山拖着每天去镇守太监的衙门外候着。连续三天的无聊等候后，有一个书办终于出来接见了他们俩。这个小小的书办就是曾景山所谓的南京守备太监处的关系。
然后，两天后，曾景山陪着尹峰又打点了几处衙门后，拉着尹峰又赶回了杭州。尹峰是在离开南京的那天去了罗寺湾公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住所。这里就是以后的南京石鼓路112号的石鼓教堂。
但是，尹峰带着马加罗找到这里时，这里只有几个中国教徒在留守。半个月前，利玛窦本人和传教士巴拉达斯在万历二十八年的四月初五日，也就是公元1600年的5月18日离开南京，前往京师去了。
没能和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会面，尹峰有着深深的遗憾。也有一份窃喜，黑人马加罗又可以继续做他仆人一段时间了。他给利玛窦留了信，简单说明了一下事实，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南京。
曾景山四处收货的时候，保持低调神秘状态的尹峰在完成他的书：《东西洋纪行》，同时成了好字号兼职的账房先生。因为尽量减少出外见客，他就以二掌柜身份去商行各处转悠，偶然发现好字号的记账方式还没采用借贷记账法，每笔帐都得记录多次以供查对。他一时兴起，把后世借贷记账法的基础部分拿了出来，教给那些账房先生。
他怎么知道这些会计原理的？很简单，因为他的父母全是会计，从小熏陶的结果而已。
结果，从六月到八月，他都在账房内忙碌，教授借贷记账法，算账，查账，把好字号前5年的帐全查了一遍；他以前从来不愿和数字打交道，现在可好，天天和数字打交道，而且还是中文数字。最后他是在烦不过，借口要印刷自己的书，逃离了账房。
八月份，终于货收齐了。秋季的西北季风即将来到，该是出海的时候了。
他完全没料到，近百车的货是通过浙江昌国水营备倭把总下辖的船只出海的。
曾家和南京镇守太监手下那个曾姓小书办是远亲，通过他查到了十多年前曾经和曾家有过走私贸易往来的，原福建海备道下辖的小哨官罗庆已经调任昌国水营备倭把总。原先曾家只知道罗庆调到了浙江，这种关系是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的，但现在因为尹峰的出现，以及尹峰的冒险商业计划的实施，需要这层关系了。于是有了尹峰的南京之行，由南京兵部关系查到了罗庆的具体调任单位，然后一切就靠钱和关系搞定了。
昌国就是舟山，在明初信国公汤和巡海之时，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并按照“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将舟山岛的县城和德行(盐仓、紫微一带)、鼓吹(临城、白泉一带)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岛屿的居民全部徙往大陆，造成3万多人流离失所，这是舟山历史上的大事。因后世官府的文书档案散佚，地方志书又不敢议论当朝的过失，所以留下可供研究当时海禁徙民及其给舟山百姓带来灾难的史料甚少，所以尹峰也并不太了解这个时代舟山的情况。他的脑海中的舟山还是穿越前的旅游胜地形象，等看到此时的舟山岛一片空旷沉寂，渺无人烟的荒凉景象时，不由大吃一惊。后世的佛国胜地，观世音道场此刻只有一座茅庐状态的庙宇，有几个和尚在海边山上砍柴，这是尹峰看到的唯一的舟山岛居民。
万历二十七年浙江督抚和宁波府衙、定海县署把为在普陀山所立的《禁约》石碑树在海边，尹峰去水师营的时候正好看到，其上明确刻着这样的字句：“为此示仰本山住持僧、行人等知悉：除原建屋宇，见住僧人，已该定海县查有额数在册，姑免驱逐外，自后并不许搬运砖木，增置院舍，广招徒众。其一应进香游僧到寺，止给三日斋粮，立即下山，不许恋住停留，如有故违及住持通同窝纵者，访出定行拿究。……特此晓示。奉经勒石本山，永为遵守。”
因此，尹峰看到的那几个和尚，就是在这香火钱稀少的破庙坚持苦修的僧人了。
昌国水营备倭把总罗庆在昌国卫这种海防前哨，油水稀少的地方待得都要冒火了，有家乡人来给他赚外快，实在是很高兴。按照定额，罗庆管辖有两艘福船，一艘冬仔船，一艘沙船，以及40艘鸟船等近110艘水师船只，拥有舵兵、协驾军兵近3000人；但是他实际指挥的只有额定兵力一半多一点，其余的船只兵力只存在于纸面上。其中，只有两艘福船，一艘冬仔船可以出海远洋。天启《舟山志》记载他的部队每年兵饷定额有银子21624两8钱4分，不过按大明的惯例，每年能有一半到手就不错了；当然罗庆自己也得卡掉一半，剩下的才能到兵士手中。这次，曾家一次就给他2000两银子雇船，他当然是极其愿意的，而且还谈好了以后几年的合作计划。
于是，这一年八月底，3艘原水师的船只出现在了东番的魍港，带来了大批的生丝。
港内的各家海商海盗丝毫没有惊慌，对岸的福建水师参与走私早已是常事了。
早已等待多时的果阿号，和临时赶来的托马尔号满载而归。从日本回来的贝尔纳多紧紧拥抱了尹峰；曾景山从离开舟山起就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不停夸奖尹峰敢想敢干。李旦和鲁石头还没从福建回来，尹峰想象他们如果目睹这番汉街堆积如山的生丝，一定也会惊掉下巴。
曾家和贝尔纳多的货把两只商船装得满满的，实在装不下的多余生丝被就地转卖给了聚集在魍港的海商们。
这一年，由海南崖州到泉州，各家从事出洋贸易的商户们都在传说泉州曾家一夜暴富的事迹。同时，尹峰也出了名，传说中他是长袖善舞、胆大包天、点石成金的商界奇才，能和夷商称兄道弟。只有尹峰自己知道：他只是搞出了一个粗略的计划，除了最终的销路——直接卖给番商——由他控制着，计划实施的细节和关键环节都是靠曾家的人力资源和关系网完成的。
这一年因为到广州的生丝货少，澳门的收购价比往年高近一半；而生丝产区，因为销路不畅，货物囤积，价格大跌到只有往年一半。这么一升一跌，除去打点官府和给水师营的开销，尹峰使曾家一举跳过往年无数的中间商，直接和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进行了交易。今年一年仅在生丝贸易上就赚了10万多两银子。同时，尹峰也靠这次贸易所得及抽佣，个人资产上升到近1万两银子了。
白花花的银子由海上运到了泉州，曾家经商几十年来，还从未一次赚这么多钱的。他们本来就是泉州的小商人，实力名气在泉州本地来说，相比那些常年出洋的巨商大贾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但从此后，他们曾家也可以直着腰和那些巨商大贾说话了。
曾家商业主管，崖州通判曾棋听说了此事后，哈哈大笑，差点笑岔了气。然后，他立刻提笔写了信给他的大哥曾柯。他还让曾岳以准备过年为名立刻回老家泉州，带上这封信。
尹峰也很高兴，这是他穿越后，第一次全程参与策划的商业计划，能赚到那么多钱也是喜出望外的。这次的成功，使他成为了小富商，成为大富商的计划顺利推进中。不管怎么说，这次的交易成功是他的功绩，所以曾家很慷慨，立刻在泉州给他买了一所宅院，并请他回泉州和曾家一齐过年。
这之前，尹峰还是从澳门出发回了崖州一趟。他要为来年的再一次商业冒险计划，和曾棋商议一下。
如果说本年度好字号的这次贸易，除了贿赂水师军官利用水师船只运货是非法的，其余都是在玩擦边球；但尹峰的1601年贸易计划完全是非法的，是犯了朝廷忌讳的“通倭”大罪——运货去日本交易，然后运回日本产的纯白银。
曾棋能否同意，还是很难说的。而尹峰个人，现在还无法独立完成这种贸易。虽然可以利用李旦、鲁石头等走私商的力量运货，但李鲁等人的资金实力和上层关系网远不如曾家。
所以，崖州，尹峰必须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