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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丽妮小姐说的这支女子奇兵名叫飞云队，是以人力借势滑翔，还得借助天蚕丝吊索之力，方可奏效，”赵春泽说道“其队员皆为女子，是因为女子身体较男子为轻之故，其法操练颇为不易，这支女子奇兵本有五百多人，镇南关一役，亦建殊勋，因其连番剧战，多有折损，归国时已不足百人，刘永福将军极是痛惜，遂遣散之，盖不忍此等奇女子全没于血腥沙场也，我听闻此事后，不禁为之感动，由是生出制造飞机的念头，期望有一天能够振翅九霄，以纪念这些巾帼英雄。”
听了他的话，海军众将也都禁不住悚然动容。
“赵先生说的是，”徐振鹏有些感慨地说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飞机，那些牺牲于沙场的巾帼英灵，当含笑九泉了。”
“为什么每一项新发明总是最先应用在军事上，真是很奇怪。”丽妮说道，
“又来了，”孙纲看着眼前的法国美女，不由得一笑，对她说道“我想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吧？”
“我忘了，在场的全都是军人，而军人，是离不开战争的。”丽妮莞尔一笑，说道，
孙纲问了一下眼前这架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具体信息，这架飞机的动力系统是一个不足100斤的小型汽油发动机，是“军械司”的这帮牛人仿照法国汽车的发动机自己动手制造的，并采用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纵翼的设计，这些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极为先进的设计了，孙纲立刻给赵春泽安排让他继续完善这种飞机，并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让这种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
目前地飞机应该只能用于侦察或者通讯运输什么的，但即使这样。也会对中国地军事变革产生深远地影响！
飞机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从飞机“迫降处”回来。孙纲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关于英国海军前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英国人的第一站是威海卫。虽然知道叶祖圭已经做了布置，但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只有孙纲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英国人的反应其实在他地意料之中，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旅顺和大连这里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刘冠雄说道“山东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颇有不可遏制之势。又恰逢黄河水灾，而眼下朝廷处置不当，列强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给列强贻以口实，局面恐怕就难以收拾了。”
刘冠雄说的这个情况孙纲其实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也是他一直担心的。
北洋军情处近期已经把山东发生地事报给了他，之所以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和采取什么措施，是因为他总在海军里面混。对于这类的事情。他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北洋军情处的人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
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地，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地大规模水灾。
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蝴蝶效应”的话，这个“蝴蝶效应”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应”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产生的水患，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争史”
众所周知，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在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的说过：“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史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时，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水患也日趋严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再次决口山东、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先后共耗费白银2500万两。道光至光绪年间，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过争论，清代后期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响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中再次详细阐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法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时间一久，黄河也将自然改道从1841年到1851年黄河出现的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了黄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有的官员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这些省份的地方官为了保全本地民众，在治理黄河问题的朝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黄河改道北流，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
从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东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赶上黄河大规模决口，更加重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北洋军情处关于黄河水灾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