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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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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他去了趟洗手间。方便完,他走拢洗手池,专在洗手间为客人服务的那个人,没等他俯身,已为他开启了水龙,待他洗完,又及时递上了一块带香味的小毛巾他只感到洗手间里的大理石镶砌色调雅谐,镀铬的部件全都闪着银光,而鼻息里不仅没有秽气,倒氤氲着淡淡的芳香服务员穿着暗紫色镶黑边的西装,雪白的衬领下似乎还有黑色的领结。他的目光没有扫描到那服务员的脸上,但能意识到那是个头发已然花白的老头一瞥中,他看到镶嵌洗手池的大理石台面一角,放着一个花插,艳红的石竹与奶白的满天星,还有鲜绿的蕨叶,显示出这个场所的星级花插边是一个磁盘,盘内放着一组消过毒、叠成春卷状的小毛巾,并且磁盘边又另有一个小碟,里面有几张钞票,有一张立着的似乎还是美元。啊“引子”他懂,在美国见识过,那是服务员在无声地引导你,请你好自为之,扔进小费不过这里的服务确是一流的,比如,服务员不是用手递你毛巾,而是用一个亮闪闪的不锈钢夹,还小声说出一句“先生您请”总之一切都“中规中矩”——脑海里又不禁飘过杨致培伤感的面容,耳边仿佛又有他的话音,却又使用着自己心头浮出的语码:“为什么要去中这个规,中这个矩?这不是西方的规矩吗?这不是强势文化的入侵吗?”又迸出了卢仙娣的声气:“赛义德后殖民主义”倒仿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是她跟美国那位巴勒斯坦裔的理论家联合创建出来似的。卢仙娣就有这个本事,国门未出,却总得西方之先,在好几个相衔的圈子里,充当着引领新潮的旗手角色意识流动到这里时,他已在烘干机下面烘过了手,并已走出了洗手间的门。

    一出洗手间,他就忽然遇上一双眼睛,好熟悉!眼里堆满笑意,却绝无讨好之嫌,很自然,很坦诚那双眼睛又很善意颇诙谐地眨了眨

    “啊!”他叫了出来:“印德钧,怎么是你!”

    确实是多年不见的印德钧。如果不是先看到那双眼睛,他也许不会认出。储留在他印象中的印德钧,永远是一身或灰或蓝或黑的中山装,并且经常是戴着一顶干部帽,现在的印德钧却也是一身的休闲服,并且那件夹克衫望上去也还不俗应该还不到退休的时候,头发却几乎全白了,好在白虽白,倒还丰茂

    “刚才,在里头我就认出你了,你好像在想心事,根本没注意到我,我就说,出来等你,看你眼睛是不是真长到脑瓜顶上去了!”

    他把印德钧拉到咖啡座。

    “几年不见了?”

    “不是几年,是十几年了!”印德钧纠正他:“怕有十二、三年了吧?”

    “可不是自从调离以后,我再没回去过”

    “为什么?就忙成了那样?当年的事,怕都忘光了吧?”

    “那怎么能都忘?想忘也忘不了昨天晚上梦里头还蹿出了当年的事砰砰砰,钉窗户老霍胳膊上的肌肉一紧一紧的,嘴唇,两片嘴唇,就这么着,呐,全往前使劲地伸着所谓‘吃奶的力气’,就是这样吧?怎么,你倒忘了?印主任,没有你的批准,老霍能那么干吗?把宿舍变成监狱真可怕!”

    “啊,这件事你梦见它干什么?”

    “不是我故意要梦见梦是很奇怪的事,它总是不期而至,并且又总是非常生动!”

    “生动?”

    “你的梦不生动吗?一定都是非常生动的!只是你没能有意识地享受它的生动罢了!”

    “我做完梦就忘。”

    “就像好多小说一样,看完就忘了”

    “梦像小说?”

    他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是啊,梦其实是最好的小说,它只保留最重要的,删去所有多余的,有时除了一个细节,它连周围所有的环境背景都省略了并且,梦,它写实的时候,非常地写实,可是它往往又非常地‘现代派’,非常地‘魔幻’,非常地‘拼贴’,也就是非常地‘后现代’梦决不可能‘主题先行’,也不可能人为地缩短或抻长,它真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恰到好处,并且它也不必有头有尾,可以飘然而至,戛然而止然而梦又恰恰都是有内涵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梦,是不是?问题只在于,你怎么样去解读!”

    他抬眼一看,对面的一双眼睛里虽然笑意宛然,却又分明不能与他的这些议论共鸣。

    服务小姐过来他问印德钧想喝点什么,印德钧拿起立在桌上花瓶边的饮品“特别推荐卡”显然被那上面标定的价目震住了,犹豫着他便建议:“来杯咖啡?”印德钧摇摇头:“咖啡洋酒,我都不行要么,就来一杯可乐吧!”

    他笑了:“软饮料一般是女士才喝那个的既然你想喝软的,那么,建议你来一客鲜榨白兰瓜汁吧!”

    服务小姐离去,他这才想起来问:“你今天来这儿是——?”

    印德钧感叹道:“头一回啊实对你说,进这样的大饭店,整个儿是头一遭你当然是常客啦!”

    “也还谈不上常客不过是有时来这儿,会会朋友比你们纯工薪族,我现在的消费水平也许强不少,可是比起那些个大款,特别是公款消费的,我这就是‘小巫’里的‘小巫’了毕竟我在这儿基本上都是自己埋单啊!那,你今天是——”

    “让你猜你也猜不出来你刚才在那个洗手间里,没认出来吗?”

    “是没认出你来”

    “不光是我啊”“那还有谁?”

    “在那里头服务的”

    “他是谁?”

    “不知道他是不是认出你来了他是钟师傅啊!你忘啦?”

    “钟师傅?哪个啊,是当年工宣队队长,钟树旺?”

    “对!就是他!”

    他恍然。不过倒也没怎么大感慨。算来钟师傅早该退休了,退休后能找到这么一个工作,应该说很不错。现在没人太在乎别的,在乎的是钱。干这个想必能拿不少,还有小费,合起来可能比那些演奏台上的乐师们还多

    “我是来找他的你知道我们是乡亲,我们两村的人鸡犬相闻,打小就来来往往他干这个也干腻了,决心辞了活,回老家去现在我们老家那儿普遍的都富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是要托他给我家里老人捎些东西去,约好了今天,谁知到他家他不在,说是还要来这儿补一天工。这儿的洋规矩是可了可卯的,给他结工钱的时候,不知怎么算出来他有一天倒休还没补齐,少了这一天,这个月就只能得按半个月算。他哪儿愿遭那损失啊,就又来了我把东西搁他家,就奔这儿来了哈哈,到洗手间里告个别,倒也别致不是?他还不让我多呆,怕人家说他违反了纪律没想到又遇上了你!”

    他这才感叹道:“真是人生如梦啊!当年,他是工宣队长,兼革委会主任,你是副主任工宣队撤了,你才当了主任那时候,你们好威严啊!”“我们可都没作威作福啊!”“那倒是怎么样,印主任,你现在还顺吧?”

    “什么主任,早不是了!”

    “什么时候下台的?你只该往上升,不该往下降啊!”“倒也没降是平调,去年把我调出去了”

    原来印德钧这几年并不顺。他在单位里遇到了麻烦。有人跟他闹,挤对他,结果上级单位就把他平调到另一平行单位,当了党委书记。

    “说来话长,”印德钧叹了口气:“我们一个区级单位,又是清水衙门,现在又实行党政分开,我有什么戏唱?不过是天天去坐个班,等几年离休,安度晚年罢了”

    他很惋惜。真的惋惜。他说:“别看离开你麾下,转了口,后来更改了行,到大号名利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没再回去看看,没跟你联系,心里头,别的人是有淡忘的,或者想起来并不愉快的,你却是个例外你是个好人,特别是在那个阶段,你从不主动整人,得便还给被整的人松动松动,那就不容易!别看现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有的人,手里有点权,他就还是热衷于整人这些年我眼皮儿杂多了,什么嘴脸没见识过!比起来,你这样的还真金贵!可惜你这个好官坯子,没能让上头的慧眼发现,依我说,你就是到中央部里当个,怎么说呢,别部长,就副部长吧,就专搞政工吧,该给共产党积多少德!”

    服务小姐送来了鲜榨白兰瓜汁。他让服务小姐再给他的威士忌杯里加点冰块。

    10

    他和印德钧谈得兴浓。

    谈着谈着,话题又绕到了当年老霍钉窗户那件往事上。

    “刚才我恭维了你,说你是个难得的好人,现在我要说,你好人也做过歹事——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惊异按大气候,那该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了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了轰轰烈烈的阶段,很少有单位再搞‘牛棚’什么的了,可是你竟让老霍去钉金殿臣宿舍的窗户!这是私设监狱啊!”

    “那是司马山的主意当然,我有责任,我点了头”

    “你为什么点头?怕人家说你跟金殿臣是同乡,以前关系也不错?怕司马山说你包庇他?”

    “也许有那些个杂念吧,不过,主要是我信,信金殿臣干了那件事司马山把公安局那儿掌握的材料拿给我过目,那姑娘是写了,金殿臣跟她乱搞”

    “那为什么不把金殿臣交公安部门处理?”

    “开头是想扭送,公安部门不收。正像你说的,那时候的大气候,已经不是那么凶了再说那姑娘,其实她本身是个女流氓,金殿臣的事儿就是坐实了,也还够不上强奸。”

    “可是最后,还是通过逼、供、信,把金殿臣按坏分子处理,开除工职,吊销户口,遣送回乡了。这不明摆着太重了吗?”

    “是过分点儿。不过,你该知道,这专案一直是司马山亲手抓。他最后这么定,我点头了。我不明白事隔这么多年,这么件事,算得是泼天大事吗?你怎么还耿耿于怀?”

    “我不是在梦里又见着老霍钉窗户了吗?不知道怎么搞的,粘在我心上了,我就怎么也摆脱不了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你想这个干什么?其实,金殿臣本人,我看他也没你这么死心眼儿这算得了什么?自古到今,冤案多的是,以后也免不了,让谁赶上谁倒霉呗!你知道吗,司马山亲自把金殿臣送回农村,往那儿去,下了火车,当年也没汽车通过去,交通工具是什么?叫‘坐二等’,就是有那加重的自行车,人家驮着你,他骑,你坐后座上,把你送家去后来司马山回来说,他们下车以后,需要雇两辆,可是出站慢了,只剩下一辆还在兜生意,正好是金殿臣表弟,他们就要了那一辆,说好表弟留下,他们自己骑回家去,第二天司马山再骑回车站,上火车时再还给那金殿臣的表弟你想想看,那好几十里地,他们两个,就那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后头的搂着前头的,密切合作,骑到金殿臣老家去先是金殿臣驮着司马山,后来司马山在后头很不得劲,就换到前头去骑。他自己后来跟我说,当金殿臣在后头用手搂着他的腰时,他确实有点担心,路上前不见人、后不见车的时候不少,那金殿臣要来点邪的,非把他撂了不成。可是金殿臣老老实实跟他回了村,先不让回家,就跟他直接去了村里的革委会,革委会就大喇叭广播,后来就开了个批斗会,宣布金殿臣是坏分子,今后要跟村里所有‘四类分子’一样,接受监督改造你看,金殿臣他就这么认了命,人在世上,赶上这种事,不认命怎么着?拼命?自己一头撞死去?”

    “我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粗暴、随便地处置一个人?怪极左路线?司马山代表着极左路线?”

    没想到印德钧反而愤激起来:“他?司马山?他什么路线也代表不上!什么左呀右呀,他为什么狠整金殿臣,你是真不清楚还是装胡涂?他那不是为了给韩艳菊清障吗?”

    他一时没听明白:“给韩艳菊清什么?”

    “韩艳菊你能忘了?!那个女人!那时候,司马山跟她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韩艳菊跟金殿臣一个办公室,金殿臣倒不一定是故意要惹她,可是金殿臣存在一天,韩艳菊心里就别扭一天你不记得啦?工宣队还没撤的时候,钟师傅就拍板定下,让金殿臣当了那时候不叫科长,按部队编制,叫排长吧,因为他毕竟上过大学,搞统计,他的报表就是没碴没漏嘛,韩艳菊的报表就总是汤汤水水的,偏那一回他又改出了韩艳菊交上的报表的十多个错,那韩艳菊心里头不就跟他结上死仇啦!所以,韩艳菊非把金殿臣这个障碍清除不可!”

    “她就借着司马山的力量,果然清了障啦?”

    “怎么说呢?这也是——爱情的力量吧!司马山通过这样忠心耿耿地为韩艳菊清障,露了一手,韩艳菊又感激又佩服,所以一取代金殿臣当了排长,不就跟司马山登记去了吗?”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还站在司马山、韩艳菊一边,帮他们把金殿臣往死里整啊?”

    “正因为我当时没能看得这么清楚,所以才纵容了司马山啊!你还不知道吧?我为什么被挤了出来,都快离休了,却还调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单位挤对我的,恰恰就是他们两口子啊!”“现在,是司马山当了那儿的一把手啦?”

    “哪儿啊,是韩艳菊!司马山爬到市属单位,占据了个肥缺,如今可是得意洋洋啦!”

    “那不也还是个芝麻官儿吗?不也还属公务员系列?那能肥到哪儿去?”

    “你呀,这些年光在大腕、大款堆里混了,你哪里知道,再小的官儿,再小的单位,也还是有人盯准了官位,在那儿有滋有味地争来夺去啊!当官的油水,不是都体现在钱上啊!还有那当官的一份乐趣,说真的,具有不可取代性呢!”

    “老印,我今后只叫你老印了——你这话出来,我心里头又热乎乎的了,你确实是好人,而且不仅是好人,你也是个有精彩思想的人,特别是现在的你!”

    “叫我老印吧!不过什么好不好的,思想不思想的说实在的,今天遇上了你,这么一聊,倒也挺解闷儿的!”

    “那咱们以后常联系!”

    大堂里忽然改变了照明方式,总体上暗了下来,四壁却闪烁起钻链般的瀑布灯,一角的透明观览电梯也缀满星星般的小灯,在上下滑动中平添了更多的豪华气氛;而服务小姐又往桌上送来了蜡烛盅——那是蔚蓝色的雕花玻璃圆盅,里面有半盅水,水上漂着一个圆丘状的蜡饼,点燃后,透过盅壁发出梦幻般的幽光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怎么样?一起去吃天伦阁的法式自助餐,或者,到地下一层的美食街去吃点简单的?当然,还是我请你!”

    印德钧坚辞。

    他笑:“你是不是怕我太破费?这种地方,确实宰人!实话实说,像我这样的,一般也就只能在这儿的地下美食街吃吃,再偶尔吃吃自助餐罢了,那点菜的餐厅,如不是有人花公费请我,还真不敢往里头迈!”

    印德钧也笑:“你请我在这儿坐了、喝了就挺好!我也就知道,你小子今天混到了什么份儿上!你我就都别画蛇添足啦!”

    他就打手势招呼服务小姐:埋单。

    11

    他和印德钧在饭店风雨廊握别。印德钧去存车处取自行车,他等出租车开过来。

    一辆出租车开进风雨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车里钻出的人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臂:“您别走啊!”定睛一看,是闪毅。

    “呆了一下午啦!腻啦!该走啦!”

    “别,别”

    “你怎么回事儿?”

    惊异中,闪毅已经将他引回了前堂:“我好不容易遇上您!好不容易,这么巧这里有天意!今晚上,我得把别的事都推了!我老早憋着,想找个人——就是您,跟您一吐衷肠!求求您!来来来,先跟我到我那儿!”

    他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气恼——“吐衷肠”?我又不是你的“接呕袋”!这些个暴发的青年!

    可是又在不知不觉中随闪毅已经来到了电梯门前。他望到闪毅的一双眼睛,那眼光里流泄出的一股真稚之气让他心软了。

    “我还没吃饭呢!”

    “我也没有呀!”闪毅脸上放着光:“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那也算个问题吗?”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

    “我看出来,您今天晚上没别的什么安排再说,这也就是您自己的事!”

    不由分说,闪毅把他带到了706。

    12

    是呀“雍叔”听着太像“庸俗”“望辉叔”又太拗口您呀您的也太矫情就称“你”吧这样也方便我的叙述,写小说不是要重视“文本”吗?就是叙述策略,对吧?不过,别误会,不是我想写小说,跟你来讨教,也不是求你:我给你讲这些个素材,你去写吧,为我树碑立传,或者,用你的笔,抒我的情,出我的气都不是,可我又忍不住,在大堂遇上你以后,心里面,真叫如获至宝!也是老天安排,让我忙完一趟事,刚回来就扑上了你你为什么那么冷冷地看着我?你吃饱了吗?不够,再让他们送些来,我平时如果不交际,大都是这样,打电话让他们送餐进房,但多半只是要这种“公司三明治”就着饮料,一边看报呀,翻翻杂志呀,也就营养齐全了你不习惯?

    你看,我把电话拔了,我希望能跟你,畅畅快快地谈一谈说实在的我的灵魂很不安静,甚至可以说,很骚动!我现在究竟在搞什么?这是个什么公司?我不想马上说这个我想说什么?我忽然很怀旧!对对对,我才三十出头“如今三十岁的人也怀旧?”你的疑问对其他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许合适,对我却不然——我偏偏怀旧,有很重要的理由怀旧!

    是的,你没记错,那是一九七五年吧,搞“向阳院”我是“向阳院儿童委员”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当然,那时候我们虽然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甚至住在同一座旧楼里,可是,你不会特别注意我,我也不会特别注意你,我们各自的生命,顺着不同的沟渠流淌可是你应该记得,我是跟我姥姥,一起住在那座旧楼的三楼上头的,三楼尽东头的那两小间,原是旧社会阔人家当储藏室的对,那个高高瘦瘦,总穿着很旧的衣服,可又总显得异常整洁的老太婆“地主婆”你算说对了,你还记得!

    “地主婆”那怎么没让“红卫兵”轰回农村去?说起来,是托了我父亲的福。我母亲是你们单位的,父亲不是说来也巧,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吧“红卫兵”运动刚起,他们刚刚走上街头“破四旧”那一天,父亲骑车路过西单,一群红卫兵正在砸商店的大招牌,自然是属于“四旧”的招牌,好多的路人围着看忽然有红卫兵往人群里扔油印的传单,传单上印的大概是些“勒令”就是让大家,各个商店什么的,自觉地把属于“四旧”的东西消灭掉什么是“四旧”?你为什么打岔?是的,也许,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茬,他们多半答不出来了我,唔,试一试,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对吗?不要打岔,对我来说,那天,是个很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一撒传单,我父亲就很积极地跳起来接,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以后,想象过很多回,甚至还到西单的大街上,去实地设想过,如果拍电影,或者电视剧,该怎么处理,才能合理?那其实是很难合理的。可是,那天出现的事实是:在人群的掀动中,父亲跳起来抓住了一张传单。但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摔倒了,并且恰巧就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刹住车时,父亲已经在轮下是一些红卫兵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的,并且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又通知了我们家抢救无效,父亲死了,他死了,右手还紧紧攥着那张“破四旧”的传单。这个细节让当事的红卫兵很感动,他们要求父亲单位定父亲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单位照办了父亲的死,确实不是轻若鸿毛,对我们家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有了他的这个牺牲,急风暴雨地往乡下轰“逃亡地主”时,就没人来轰我姥姥,尽管有人知道她的成份是地主

    我因此得以在姥姥身边长大。父亲死于一张传单时,我才三岁多,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鲜活的印象。我对母亲的印象,也始终不清晰,因为她确实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她狂热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群众组织里当头头,后来又到“五七”干校我当“向阳院儿童委员”的时候,她还在干校,也许,你倒还比我更了解她好,不去说我的父亲和母亲,要跟你说的,是我姥姥。

    姥姥很寡言。但她并不忧郁。她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为什么能当上“向阳院儿童委员”?不是靠“烈士子弟”的身份。其实,那时候,人们或者不记得我父亲是谁,或者提起来都撇嘴认为“不值”了,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我们家阶级成份有问题,还不仅是姥姥该算“地主婆”的问题,我姥爷爷呢?他在监狱里,是历史反革命,并且,我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你想我这是出身在一个什么家庭?你没印象吗?我母亲那么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可是后来还是被进驻的工宣队看成了一个“坏头头”一打发到“干校”就是好几年你在同一座楼里,居然没在意,是呀,我们跟你,没什么牵扯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找上你,让你懂得,当年,就在你身边,一个我,一条生命,在默默地寻求,一种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按阶级成份划分人群,对待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学校里,我不能跟成份好的学生同座,跟我同桌的,是个女生,她出身是资本家,并且没有我那样一个说起来多少可以遮点丑的父亲,因此,她在班上就更受歧视。她叫吉向红。

    说真的,我倒很喜欢跟吉向红同桌。记得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红毛衣来上课。那件红毛衣非常扎眼。不是红旗、红领巾的那种红色,而是一种在当时来说,显得多少有些个出格儿的红色。并且,那毛衣的领子,也挺不一般,是当时很少能见到的那么一种坠着两个小球球的样式我就悄悄问她:“你妈妈给你织的?”她就悄悄告诉我:“唔,今天我过生日”啊!她过生日!当时,学生是不兴过生日的,而她家还给她过生日!这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不管在哪一年,总是认认真真地给家里人过生日,哪怕那方式只不过是下一碗打卤面、蒸几个寿桃儿我就更小声地悄悄跟她说:“我们家也给我过生日的”一激动,我把我那铅笔盒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把铅笔盒送给了她——那是一个旧铅笔盒,是“文革”前出产的,铁皮的,印着彩画,画着很漂亮的一大束鲜花,那本是我妈妈用过的它为什么没被当做“四旧”破摔?因为它上面,不知为什么印着一行这样的字:“把最美的鲜花献给亲爱的领袖斯大林!”是的,不是献给毛主席,而是献给斯大林,并且不是说“伟大的”而是说“亲爱的”这很奇怪吗?人生里,总有一些这类不典型的、不算太大、可是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个铅笔盒很让班上同学嫉妒,连班主任老师也总觉得它扎眼。可是因为有“亲爱的领袖斯大林”保佑,所以我也就总大摇大摆地用着它我把它送给了吉向红,当做生日礼物,你想这是件简单的事吗?我和吉向红的这些小动作,被坐在我们后面的同学注意到了,他们就开始打击我们自习课上,事情发展到后面的同学,故意往吉向红的毛线衣上甩墨水点儿,吉向红哭了,我忍无可忍,就回过头,问他们凭什么欺侮人?!当然,差点儿就打起来我冲出教室,去找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跟我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里面乱成一团,有人笑,有人叫,有人拍手,有人跺脚我们进了门,我一下惊呆了!你得知道,那时候班上学雷锋,每一组发了一个大箩筐,是用来装拣拾的回收物品的我就看见吉向红被装进了一个箩筐,横倒着,被这个一脚,那个一脚,踢得滚过来滚过去现在我一闭眼,还能活现出吉向红那张闪动的脸上,那双眼睛里,简直要爆炸开来的,极度的恐怖那一天是她十岁的生日。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是我在心里,狠狠发誓——我要拼命,拼命改变那打在我身上的“出身不好”的记号,我想我惟一的办法,就是比任何同学更努力地学雷锋我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你想起来了吧?连胡同里的宣传栏上,都贴上了我的相片,介绍了我的事迹,我最动人的事迹,就是全面照顾咱们院楼下那位光荣的退伍军人——我叫他潘大大——我不但帮他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帮他倒尿盆你当然记得他吧?你叫他老潘?你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令人尊敬的?他原是你们单位里管总务的他一只眼睛里长了个“萝卜花”一条腿有点跛,长得很像电影里的狗腿子,可是他却是个孤身的荣誉军人开头,我去帮他做事,他还客气几句,后来,他习惯了,我如果偶尔没去,再去了,他就很不高兴那座楼,现在也还没卫生间吧?大家都要到楼后头的公共厕所去行方便,大多数人家,家里都准备了尿盆,小便尽量就在家里给潘大大倒尿盆,我确实觉得很光荣,但是,没多久,他就连大便也不去厕所了,我要倒的,也就不仅是尿盆了

    姥姥对我这样地学雷锋,没有任何评论,不但没有话语的评论,连表情上的评论也没有。比如说我们吃完了晚饭,我估计潘大大也吃完了,我就跟姥姥说:“我该帮潘大大洗碗去了。”姥姥便一边收拾我们的碗,一边平静地说:“去吧。”有一天,我正做作业,院门外传来摇铃的声音,你想起来了吗?想不起?啊,你当时还没结婚,自己不起伙;凡家里做饭的都知道,那是收泔水的来了,当时收泔水的推着车,挨户收,收了运到郊区,支援农民养猪姥姥就跟我说:“咱们的泔水桶实在太满了,一会儿我刷完锅,泔水没地方倒了你快提下去吧!”我站起来说:“唉呀,潘大大的泔水桶恰巧也满了,中午他特别提醒我,今天一定要清桶呢!”说时,我的眼光跟姥姥的眼光撞到了一块儿,姥姥跟我一撞之后,扭过头,再没说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就下楼,到潘大大那儿去了,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很不高兴地说:“你耳背吗?都摇半天铃了!”我就赶忙去给他倒泔水等我回到家,我发现姥姥摔倒在了屋里姥姥骨折了,这以后,我再为潘大大做一切事,就更困难了,可我还是拼命坚持我成了全区的学雷锋典型,学校里,再没有人从出身这个角度来小看我了。我为自己,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上,为自己争得了正面价值,挺不小的正面价值。姥姥卧床期间,我没通知在干校的母亲,我自己照顾她,在那些日子里,我竟能同时照顾楼上楼下两个大人,真是一个奇迹。姥姥对我很亲切,和往常一样,但她对我在学雷锋上所取得的成绩,仍不置一字评价,从表情上也看不出她是赞成,还是存疑。姥姥不久也就能下床走动了。

    我当时所达到的一个高峰,便是成为了“向阳院儿童委员”你还记得“向阳院”成立大会那天的情形吗?你几乎没印象了?当然,对你来说,那简直不值得记忆我坐上了主席台,主席台啊!虽然我是坐在最边上那天工宣队钟师傅亲自来主持大会,他介绍到我时,我站起来,向大家敬军礼。这时我就瞥见了那个坏蛋,就是一个班上,曾经坐在我背后座位上,往我的同桌吉向红的红毛衣上甩过墨水点的,并且后来又把她推到装废品的大箩筐里的那个家伙。他虽然出身比我好,可是那时候他不得不随着大家给我拍巴掌我在主席台上,他在大堆轰的普通群众里头,我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向阳院”的活动,自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成立大会上,马上就给大院里的“四类分子”一个下马威——挨着个点名让他们低头上台,当着所有革命群众,听“向阳院院委会”的一号勒令。这个议程,在我参加的“院委会”会议上,说得很笼统,我没想到,实施时,会弄成一个批斗会而且,我原来以为,因为父亲是“烈士”我又是“院委会”委员,不至于让我姥姥也“滚出来”谁想到往台上揪“四类分子”时,还是厉声地把我姥姥吆喝到了台上。这时,我一瞥中,看见那个同班的同学,正幸灾乐祸地望着我,并且起哄地举拳领呼口号:“打倒地主老妖婆!”

    我受到的刺激,很难用语言表达。现在我总在想:为什么我明明是为了使自己,并且通过自己的价值提升,来改变我们家,特别是我姥姥的处境。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特别是,我离姥姥,仿佛越来越远了,而在我的童年里,跟我相依为命的,只有姥姥。

    姥姥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记事以后,就没见过她激动。她从未大笑过,更没出声哭泣过。她流过泪,但泪水从不是哗哗的,往往只是一行泪,并且流到一半,便聚为一粒很大的、晶莹的泪珠,久久地停在她那高高的颧骨上,她也久久地不去拭去它

    那天的“向阳院”成立大会散了后,姥姥脸上的表情与往日相比,没有多出或减少什么,她提起菜篮子,平静地招呼我,一起去买菜。

    但是,我得说,在那些个岁月里,我耳朵边,确实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姥姥发出那样的声音,大多是很自然的,言简意赅的。比如说,那时候,忽然时兴评水浒,又很肯定红楼梦,说是“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我就借了红楼梦来看,似懂非懂。可是,我得承认,我的潜意识里,非常羡慕大观园里的生活。原来世界上,有过那么华美典雅的生活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我问起姥姥,你跟姥爷结婚的时候,也坐花轿吗?姥姥就凑拢我耳朵说:“就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这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姥姥再没多说一句,而我,那以后脑海里就无数次浮动起瑰丽的想象。原来,在我那罪恶的不良出身里,我的家族背景里,有过跟红楼梦里相通的,许许多多值得品味的东西!

    姥姥也有比较神秘的一面。比如说,春节前,她就总是要蒸出几宠又白又暄的大馒头,晾凉了,搁进筐里,盖上白布,走老远的路,给几户人家送去。这几户人家,并不是我家的亲戚。我也跟着去过几次。姥姥跟他们说,自己没别的条件,也没别的本事,祖籍山东嘛,就会蒸个正宗的山东馒头人家就一个劲道谢,姥姥就说,这是我来谢您,人家就说不用不用,以后再别送来了

    姥姥从不主动提起跑到台湾的舅舅。可是我记得,每当街道上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时,就会有管治保的,一般是好几个人,忽然在天都黑了以后,闯进我家,故意地,大声地,让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地,一句挨一句地问姥姥,而姥姥这时,也就总是有问必答,并且,既不格外压低当然更不格外提高她的嗓门,语气从容而又平和——

    “你几个子女?”

    “两个。”

    “你儿子叫什么?”

    “皮定边。”

    “他在哪儿呢?”

    “在台湾。”

    “他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他跟谁去的台湾?”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亲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亲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亲,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妈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好两笼馒头以后,姥姥向我和母亲宣布:明天,要给那几个“好人”家里,送最后一次馒头!我们这才明白,这许多年来,姥姥是到邮局里,不知用什么话语,打动了几位在那里头写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请他们代笔,给姥爷写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内容虽然都很简短,也极雷同,却细水长流,在此以前不曾中断她用自己蒸的“正宗山东大馒头”报答他们,这很奇怪,还是很动人?

    你为什么抖眉毛?如果是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缺乏情节的合理性”?我姥姥上过学的,她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可是她却并不自己写信,她跑到外面找别人代写,这是为什么?你不要推敲了,事实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还其次,我母亲后来有很厉害的良心自责,因为她并没有给她父亲写过一封信,哪怕是劝诫他好好服罪改造的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这给我母亲很大的启发,虽然姥爷已然不在人世,她还是非常积极地四处活动。她考证出:我姥爷虽然确是地主,并且确有国民党里的某种身份,但是他在乡里用自己的钱办了学校,给许多穷苦的学生提供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不小的干部抗战期间,姥爷拉起来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打日本鬼子的,跟八路军是友好的。他的一个副官,后来干脆就去当了八路军的军需,可惜后来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带头交田交地,还把私立学校也交出去,成了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那是共产党任命的校长嘛!直到一九五四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才一家伙成了“历史反革命”母亲认为,姥爷也属于一个冤案,她甚至写了厚厚的书面材料,递到了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姥爷的名誉后来好像并未达到她预期的效果。不过,世道的变化,似乎很快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人们不会再因为所谓出身问题,或你父辈祖辈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歧视你了如果说,我们家原有的所谓“问题”里仍有让我们自己和某些外人牵挂的,那就是我的舅舅,不过那也逐渐不但不是一种锥心的耻辱与污点,反倒成了一种至少是有趣,乃至于值得重视的正面因素了

    你听累了吗?今天你就在我这里歇吧你先洗个澡。

    我很感谢你,终于留下来,听我说这些。我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倒胡涂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地一吐为快?人,真是大怪物!

    什么?我姥姥还在吗?不,不在了,她去世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