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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磐涅的主唱柯班哭着说过，我无法面对女儿那天真无邪的脸庞，而悄然自杀后，他的朋友在悲痛放歌之余，在额头用红漆划了个大大的“？”号，人类作为和动物不同的生命的唯一区别，恐怕在于无法摆脱对灵魂的不断发问和永无答案的痛苦。痛苦归痛苦，但对灵魂的审视，对文化的拷问是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否则就如同无根之水，无本之源。
德国人兰德曼用通俗的语言，表明了人与文化之间的水乳关系：谁想知道人究竟是不是仅仅只是一只进化不了的猴子，那么他也应该，而且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1]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那么，其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可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相当困难；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转换一下文化望远镜的角度，按西方话语理论所揭示的，掌握了政治统治权的阶级，也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话语统治权来看问题肯定要容易得多。
顾准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给他弟弟写过一封信，简约但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史官性质”：“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2]这里的文化，归根结底，不外儒道两家。儒道文化一直作为一种统治文化（话语）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着影响，它的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历史上曾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要研究以孔孟为主的儒家文化，必须要从论语着手。
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3]，更何况在浩如烟海的卷帙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序的变迁，对真正的思想就更是很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了。自然，面对仅仅只有二十篇的论语也该当如此，第一次大面积的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修正与审视是宋朝，可惜程朱的这次解读将中国文化引入歧途，此后遗害了多少读书人自不怠言，直至近代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来个全面推翻，论语别裁正是基于此点出发，再次拷问我们的文化，纠正了自唐宋以后被纽曲的部分。作者南怀瑾先生在治学上提倡，沉进去再跳出来的做法，对原书进行再次解读，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再整理。南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对国学的倡导与整理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南先生反对宋儒的断章注解的学习方法，他强调，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先通读再详解，以规避了对原著的支解与断章取义。论语别裁中的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
学而篇中，首先提出一个“学问”的问题。在南先生看来，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指知识、文章如何，而是指作人的尺度，也就说论语其最终目的是论述怎样做人，怎么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就是学习的宗旨。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东方人固有的人性哲学，与西方不同，西学中以追究宇宙的本体为主。它的整个系统最初是宗教，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于是产生了知识论。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孔子从血缘伦理（父子）推导出的君臣关系，道理显而易见，就以天合人而言，道转换为天，天转化为理，建立在血缘依据而导出以“人生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
对“学问”的获取，孔子提出“观过而知仁”也就是说，这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是从人生经验，做事上去体会的。随时注重“时”和“习” 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几乎要达到“吾日三省吾身”
当完成了“学”的宗旨及方向的论述后，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学习的态度，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整篇学而紧紧抓住做人这一宗旨，在明白学之目的、宗旨、态度与方法之后，就不难理解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如东施之效颦的道理了。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种文化要是出了毛病，处方只从这种文化自身中开出。这当然只是对西方文化而言，因为老海的目的很明确：“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3]尽管老海把他的法西斯主义用到了文化评判里边，但这个丢人现眼的苦果我们只有自个儿吞下。而我们似乎是厚着脸皮从反面在听海德格尔：以为儒学不仅可以疗救西方技术世界的问题，而且从儒学自身就可以开出解决儒学带来的问题的处方－－这是当代新儒学的伟大心愿。[4]面对文化的拷问，我们应向南先生那样，必须抱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论语别裁走了很好的一步。
[1] 引自鲍戈莫洛夫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70页。
[2] 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3]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4页。
[4] 刘小枫认为，新儒学在这方面的做法之一是，要么拼命证明原儒中已有宗教精神（如忧患意识），要么拼命证明儒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精神，再不然就是竭力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请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注释）。